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物传记《拿破仑》。该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级工农兵学员集体编写，4.7万字，92面。年1月7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张芝联致电人民出版社，表达了他较为强烈的批评意见。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编辑室副主任陆世澄记录的

张芝联同志来电的记录

新近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仑》，他在出书后才看了一下。他感到此书问题严重，会给国外造成不良影响。他说：此书历史事实有错误；观点片面，对拿破仑的评价之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文字很糟糕。他已向学校历史系总支作了汇报。特将意见告知我们，希望我们采取措施。我希望他们系里同志们或领导们能研究一下，对此书的处理提出意见。因此书的编写者就是他们系里的同志（即郭华榕同志）。把这的意见也对徐天新、丁建弘、郑家馨等同志（均为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教师）说了，让他们都看一看此书。据郭华榕同志说，在论述拿破仑问题上，北大历史系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张芝联同志的意见是把拿破仑看成“林彪式的人物”。丁建弘同志说：张芝联对法国史研究多年，史料熟悉，可能会发现一些历史事实错误。至于观点，似属于学术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陆世澄78年1月7日

来电记录手稿

陆世澄年出生，年入人民出版社，年5月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是成就颇丰的世界历史编辑家。对陆世澄的这一记录，石磊当日签署意见：“送传海波、姚洛同志阅。”据《人民出版社50年大事记》记载，年9月，国务院批复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任命姚洛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芝联为什么认为《拿破仑》一书“问题严重”呢？作为历史学家，张芝联认为，年开始的“向科学进军”热潮到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仅冷却下来，而且改变了方向和方法。第一，历史学从作为一般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而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第二，从批判一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为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他人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第三，从个人科研变为集体科研。在年大跃进的气氛下，师生结合编书成为时尚。他说：“我与级同学共同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西方工人运动史》，一天内可以写出七八千字，最后留给我整理的‘初稿’至今仍在我的书箱中。”（张芝联著：《我的学术道路》第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一个历史学家，且有与学员集体“大跃进”著述的亲身经历，这使他高度敏感《拿破仑》存在的学术问题及其价值。更何况这正是伟人逝世后、历史大转折的前夜，他向出版社，同时也向《拿破仑》作者所在单位表达了他的专业敏感，由中国政治敏感带来的对西方历史的专业敏感。张芝联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曾翻译《戴高乐将军之死》，这一经历也强化了他对《拿破仑》一书出版的政治敏感：

年春，为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9月访华，“上面”交来一项任务:翻译法国名记者让·莫里亚克的《戴高乐将军之死》，限一个月完成。全书约七万字，每天平均要译两千多字。我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年6月1日商务印书馆把它作为内部书出版了。唯一补偿是出席一次国宴，名见报端，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殊荣”了。（张芝联著：《我的学术道路》第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与工农兵“三结合”的集体编写在年代是由党政部门推动的著述方式。既然由权力推动，在中国必然风行。《拿破仑》的“集体编写”是师生结合。该书版权页的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2级工农兵学员，该书第2页显示：“本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在教师的帮助下集体编写。在写作过程中，曾广泛征求北京特殊钢厂工人同志们的意见。”可推断郭华榕就是“帮助”的教师或其中之一。郭华榕教授是世界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后来参与主编《世界近代史》，也是《简明世界史》的作者之一。年3月，陆世澄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致电内容，撰写《北大历史系徐天新同志来电谈拿破仑一书事》，并向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范用呈报。内容如下：

自北大历史系张芝联同志来电提到《拿破仑》一书质量低，影响不好，要求“暂停发行”以来，迄今已有两个月了。中间，我们希望北大同志提出具体意见，特别是此书编写中是否同“四人帮”（以及梁效）有关，书中有没有影射，等等。我们据此才能决定是否“暂停发行”的问题。由于北大忙于运动和“评资”，一时无暇顾及。至昨天，徐天新同志来电说：他们作了调查，并向系总支、校党委作了汇报，到今天为止，在此书编写中，未发现同“四人帮”的关系，作者在《教育革命通讯》上最初发表有关拿破仑的文章时，也同迟群无关。书中内容有些问题，质量确不高，对拿破仑的评价确可斟酌。收回“暂停发行”的意见。他说，此事算是告一结束。

陆世澄78.3.8

陆世澄手稿

关联分析从1月到3月的两份电话记录，最显著的历史观察点是，起始于北京大学而后又消解终结于北京大学的批评信息流程。张芝联教授作为世界历史领域的专业人士是提出问题者，从《拿破仑》的书籍内容评估其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徐天新作为北大历史系党组织负责人是关键性的解决问题者，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体现在“收回‘暂停发行’的意见”。而这意见又有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其一，澄清《拿破仑》的编写与已经垮台但正在被清除“余毒”的“四人帮”（梁效）无关，这提供了处置《拿破仑》一书的政治思想路线保证；其二，“向系总支、校党委作了汇报”，意味着所提意见的组织路线保证。在这起止之间的另外两个单位分别是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北大校党委是作者所在单位的主管单位，历史态势决定了它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梁效”是“两校”谐音，是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共用的笔名。威震全中国，多少人闻风丧胆。这就是陆世澄3月8日电话记录中提及“梁效”的由来。人民出版社固然是《拿破仑》的编辑出版单位，但在有“梁效”背景的北京大学面前，了无主体性，只能“希望北大同志提出具体意见”。陆世澄作为人民出版社部门负责人，处变不惊，政治敏感性强，迅速把外国史的专业追问转换为中国当下的政治追问（《拿破仑》一书中“编写中是否同“四人帮”（以及梁效）有关，书中有没有影射”）。单位无主体性但处事者有主见。

陆世澄作为人民出版社部门负责人敢于担责，矛盾不上交领导层，先听取作者单位意见（当然是作为“梁效”之一的北大的意见），而且只有在北大方面明确“收回‘暂停发行’的意见”时，才在后一份电话记录中出现三次“暂停发行”。而在张芝联的电话记录中没有这个关键词，而只有“希望我们采取措施”这一更具包容性用语。已经出版的书籍“暂停发行”是对出版社经济和社会影响都损失巨大的严厉处置，出版社当然要慎之又慎，不可能仅凭一个教授的电话便采信实施。由此不难推测到，陆世澄在记录张芝联电话时，有意回避了“暂停发行”这个词。这样的严谨措辞表现了他更深沉的“出版要情”处置的专业敏感。因为矛盾化解在基层，人民出版社就如此波澜不惊地平息了一件难免影响外溢的事件。

拿破仑研究一直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张芝联批评《拿破仑》也不仅仅在于评价和观点的分歧。被张芝联批评的这本《拿破仑》也在书末貌似公正地指出：“百多年来，关于拿破仑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没落的封建势力攻击他，污蔑他，为的是复辟倒退。资产阶级学者则出于阶级私利，对他尽情吹捧，竭力美化，目的在于妄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车轮。今天，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还拿破仑以本来的阶级面目，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拿破仑》第92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图书的内容质量最终只能由广大读者做出评价。有错误的书籍怎么也难逃读者的火眼金睛。年底，《世界历史》创刊号上发表了署名“端木正”《评拿破仑》的文章。该文指出，《拿破仑》“全书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录，甚至一页之中占了大半页的篇幅，例如第87页。但是，编写者在很多地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论拿破仑的话，既不尊重原著的文字，更不认真体会原著的精神。”认为该书“几乎贯穿全书的种种史实的错误”，其总括性结论是：“《拿破仑》一书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前几年有关这方面的某些文章中出现过的种种错误。《拿破仑》一书的错误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于对很多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文章还指出：“反映在这本小册子中的错误并不能让它的编写者承担全部责任。当然，对于‘四人帮’在史学领域中的流毒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批判和肃清。”这书评从学理视角严肃地证明了张芝联最初批评《拿破仑》的合理性。

外国史的研究进展早已淘汰了年版的《拿破仑》。在出版史视角下，《拿破仑》则有另外的历史借镜功能：在那个冰河乍破、拨乱反正的年月，有学者以此为靶，及时发出了学术和专业的呐喊；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出版没有主体性。

那一幕是远去的历史，后来者必须警惕那远去的历史。

责任编辑：张金果

秦颖摄

作者简介

李频年生，湖南新化县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主要著作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策划导论》《大众期刊运作》《出版：人学絮语》《中国期刊史（第4卷，~）》《期刊：连续出版的逻辑》等；主编《茅盾研究和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NO.1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中国期刊发展报告：NO.2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共和国期刊60年》《弘征：人与书》等。出版六家出版人的小家轻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