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忆之场，另一种历史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实际上，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像档案馆这样看起来纯粹实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的。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场域，如本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老兵协会，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进入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性意味的极端例证，但它同时又是时间之流中的一次实在的断裂，其用途在于定期集中地唤起回忆。这三个方面总是共存的。还有像代(génération)的观念这样抽象的记忆之场吗?它的实在性在于其人口学内涵，其功能性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它同时担当了记忆的塑造和传承的职责;它的象征性在于它的定义，因为它通过某个事件或某个仅有少数人体验过的经验而描绘了大多数人的特征。构成这三个层次的是记忆和历史的作用，二者交互影响，彼此决定着对方。一开始必须有记忆的愿望。如果人们抛弃优先选择的原则，那他很快就会从一个狭隘的、最具可能性的定义导出一个可能的但宽泛的概念，它将承认所有东西都可成为记忆的对象。这有点像过去史学批评中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良好法则，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意制作以便让人原样复制的材料，如一项法律、-件艺术品，后者是当时留下的但没有想到以后会被历史学家利用的大量证据。正是由于没有记忆的意图，记忆之场才成为历史之场。另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历史、时间和变迁发生的话，人们就应该满足于某种简单的回忆录的历史。因此，场所是混合的场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这螺旋就像自我盘绕的莫比乌斯环①一样。因为很显然，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白银的唯一记忆是黄金)，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行生中的变形能力。可在各种记录中举两个例子。比如革命历:它可以说是记忆的场所，因为作为日历，它应为所有可能的记忆提供一个既定框架;因为它是革命的，从其术语和象征而言，它企图“为历史打开新的篇章”，它的主要设计者当时就是这么雄心勃勃地构想的，而另一个创意者则声称这日历要“将法国人完全交给他们自己”。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历史在大革命的那一刻停止了，未来的月、日、世纪和年都按照革命叙事诗的想象来编制。光是这些名称就足够了!在我们看来，革命历之所以更多地成了记忆之场，是因为它没有成为其创设者们想要它成为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还按它的节奏生活，就像熟悉格里高利历一样熟悉它，那它恐怕是要丧失记忆之场的价值的。它可能与我们的记忆风景融在一起，其作用可能只在于记录其他的意念中的记忆之场。不过，它并没有遭受彻底的失败，从这个日历中产生的一些重大日子、重大事件总是跟它联系在一起，如葡月、热月、雾月。记忆之场的主旨在自我回顾，它被复制到变形的镜子中，这镜子才是它的真实所在。没有哪个记忆之场能逃脱这种命运回环。

①莫比乌斯环aneuxdeMobius),又称莫比乌斯圈。将一个长方形纸条ABCD的端AB固定，另端DC扭转半周后，把AB和C黏合在一起，得到的曲面就是莫比乌斯圈。因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而得名，——译注

我们再来看《两个孩子的环法之旅》(TourdelaFrancepardeuxenfants)这个著名的例子:这也是个无可争辩的记忆之场，因为，像“小拉维斯”课本一样，它也塑造了数百万法国青年人的记忆，当时公共教育部长可以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掏出挂表宣布:“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在穿越阿尔卑斯山。”之所以是记忆之场，还因为它是有关法国的必备知识的大全，是寻求认同的叙述和传授人们学识的旅行。不过事情也就此复杂化:《环法之旅》问世于年，从那以后，它所刻画的法国已不再存在，而那一年的5月16日，共和国终于稳固下来，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却来自某种昔日的微妙诱惑力。因此，这部儿童读物实际上来自成人的记忆(这是常有的事)，这也是它之所以成功的部分原因。这是记忆的上游，但记忆的下游呢?这本书出版35年之后仍盛行于大战前夕的法国，但读者肯定是把它当作回忆，当作已经成为怀旧对象的传统，比如，这部作品虽然也随时代而有所修改，但旧的版本似乎卖得比新的版本还好。后来这本书越来越少见，只有在偏远乡村，在某些停滞的环境中还有人使用;它已经被忘记了。《环法之行》越来越稀罕，对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文献储藏库。它离开集体记忆而进人历史记忆，随后进人教育学记忆。年，该著问世百年，当时《高傲的马》中发行量已达一百万册，而此刻吉斯卡尔.德斯坦治下的工业化的法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打击，于是这个法国重新发现了他的口传记忆和自己的农民根基，于是人们重印了《环法之旅》，让它再度进入集体记忆，不过这记忆已是不同的了，因为此间有了新的遗忘和新的体现形式。是什么让这个记忆之场中的明星再次崭露头角呢?是其最初的意图还是对其记忆的不断往复循环?显然二者都有:所有的记忆之场都处在幽暗之处。

①《高傲的马》(Chevald’Orgel),法国作家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斯(Perre-JakezHelias)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年，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列塔尼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生活。——译注

正是这一双重属性原则，场所之中无限的丰富性才存在某种等级、某种领地的划分，以及某种序列层次。

实际上，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同一类型中的各种对象——它们都出自对死者的崇敬，都属于遗产，都试图将过去引人当下——很明显会发现有些对象虽然与严格的定义不符，但也可以成为记忆之场，反之，很多甚至大部分原则上构成记忆之场的对象事实上应该被排除。一些史前的地理或考古遗址甚至此类圣地，严格来说通常不构成记忆之场，因为人们对它们完全没有记忆的意愿，不过时间、科学研究、梦想赋予它们的重大影响力可以平衡这一缺憾。而另一方面，没有哪条边境线像莱茵河或“菲尼斯泰尔”①一样重要，后者被称作“大地的边界”，这是米什莱在其著名的文字中赋予的高贵称号。所有宪法、所有外交条约都是记忆之场，但年宪法不同于年的宪法，后者附带着《人权宣言》，这是奠基性的记忆之场:而《尼曼根和约》②也不同于欧洲历史的两个终点:凡尔登的协议③瓜分和雅尔塔和会。

①菲尼斯泰尔(Finistere)，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一个省，位于法国的最西端,深入大西洋。——译注

②(尼曼根和约》，年法国与荷兰、西班牙等国签订的和约，结束了法国对荷兰的侵略战争。——译注

③这里的凡尔登的协议指的应是年瓜分加洛林帝国的协议。——译注

在记忆与历史的混合关系中，记忆起支配作用而历史是书写者。因此，对于事件和历史著作这两个领域，我们都应做一点思考。因为，它们都不是记忆和历史的合成品，而是历史中的记忆的典型工具，它们可以清晰地划定各自的界限。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自身难道不是某种记忆之场吗?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本身难道从本质上说不是记忆之场吗?不过对这两个问题需要有明确的回应。在历史书中，只有那些基于对记忆本身的改造，或构成教学中的经典的书籍，才称得上记忆之场。在法国，确定某种新历史记忆的重大时刻并不多见。在13世纪可以看到凝结着王朝记忆的《法国大纪年》①，它也为几个世纪的史学著作树立了楷模。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所谓的“完美历史”学派摧毁了君主制的特洛伊起源传说，重写了古代高卢的历史:艾蒂安.帕基耶(EtiennePasquier)的《法国研究》([LesRecherchesdelaFrance])的标题便颇为现代，它本身也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复辟王朝末年的史学猝然之间引人了现代历史学观念:奥古斯丁.梯叶里的《法国史通信》()是其发端之作，最终于年发表，几个月后米什莱的《近代史概要》(Precisdhistoiremoderne)恰好面世，这是这位出色的新-代史学家的第一部真正的作品，而就在此时，基佐(Guizot)也开始讲授他的《欧洲和法国文明史》。最后是实证主义民族历史的出现，《历史评论》()是它的宣言书，拉维斯(Laviss的27卷本《法国史》是它的丰碑。甚至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也因为其名字而可能成为记忆之场，自传或私人日记也是如此。《获畔回忆录》四《享利.布吕拉尔生平)和《阿米耶尔日记》④也是记忆之场，这不是因为它们更为出色或更为伟大，而是因为它们包含着记忆的一种简单运用，即对记忆自身的思索。对于政治家的回忆录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叙利到戴高乐(DeGaulle)，从黎塞留(Richelieu)的《遗言》(Testament)到《圣赫勒拿回忆录》(MemorialdeSainteHelene)再到普恩加莱②的《日记》(Journal)，这类文字除了其本身独一无二的价值，还有某种持久的独特性:它牵涉对其他记忆的认识，它既是写作者与行动者的分离，也是个人言说和集体言说的合一、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的融合。这么多的理由要求我们在民族记忆的全景画中把它视作记忆之场。

①《法国大纪年》(GrandesChroniquesdeFrance),法国历史的官方汇编，编纂工作始于13世纪圣路易时代，终结于年，该书曾将法兰克的祖先追溯到特洛伊人那里。——译注

②(墓畔回忆录》(Memoiresdoutre-tombe),法国作家、复辟时代的政治的政治家夏多布里昂的作品。——译注

③《亨利.布吕拉尔生平》(VedeHenryBrulard）.,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自传体回忆录，讲述作者在格勒诺布尔中央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译注

④阿米耶尔(H.F.Amiel,-)，瑞士哲学家，他死后出版的《阿米耶尔日记》(Journald’Amiel)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以及日内瓦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恩怨。——译注)

而那些“重大事件”呢?只有两类事件属于记忆之场，这与事件本身是否重大毫无关系。一类事件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后来的人们在回溯时赋予它起源的光荣，即奠基性断裂的庄重。另一类事件之中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很快它就被赋予浓重的象征意义，当这类事件向前发展时，人们过早地赋予其纪念意义;由于媒体的介入，当代史每天都在繁殖这样流产的企图。前一类事件，如10世纪于格.卡佩(HuguesCapet)的当选③，在当时并不引人瞩目，但他的一个后人最后死在断头台上却使他获得了当初并不具有的重要意义。雷通代的车厢甲、蒙图瓦尔的握手⑤、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解放游行属于第二类事件。它们是确定性或象征性的事件。但两类事件中，重要的都不是事件本身。承认它们属于记忆之场就等于否认它们的特别意义。相反，正是因为排除了特别意义它们才具有意义:因为记忆与场所绑在一起，就像历史离不开事件一样。

①叙利(ully,),法国政治家，亨利四世的首相.——译注

②普恩加莱(Poincare)，这里可能指法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普恩加莱(-).——译注

③指年法兰西公爵卡佩当选为法国国王(当时的王位继承制度仍带有浓厚的选举制色彩)，他是卡佩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个王朝视为法国真正的民族历史的开端。后来的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君主，亦认为自己出自卡佩家族。1年，卡佩当选千年之际，法国举行过庆祝活动。——译注

④雷通代(Rethondes,位于贡比涅附近)的车厢是年和年法德签署停战协定的地方。——译注

⑤蒙图瓦尔(Montoire,位于卢瓦尔河畔)的握手，指的是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首脑贝当元帅与希特勒的会晤。——译注

反过来，在记忆之场的内部，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各种必需的记忆分配和分类的构想。从最自然的、最富具体经验色彩的场所，如墓地、博物馆和周年纪念，到最具思想构建色彩的场所(我们不能缺少这类场所)，都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代”的概念、“谱系”概念和“地域-记忆”概念，也因为存在“分割”观念，关于法国空间的所有感知都以此为基础，以及“如画的风景”的观念，只要想想科罗(Corot)①的绘画或塞尚(Cezanne)的《圣维克多山》就能明白这一点。如果强调记忆之场的外在方面，那它们这方面的特征可谓千差万别。有些场所几乎可以携带，但其意义并不见得更小，比如说，十戒石版(TablesdelaLoi)之类的东西负载着人们的重要记忆;有些场所具有地形上的色彩，它们的意义完全在于其确切的地点和它们扎根的土地，如所有的旅游胜地，如与马扎然宫紧密相连的国家图书馆、设在苏比兹官的国家档案馆。还有些不可与建筑混为一谈的纪念物。首先是纪念死者的雕塑和纪念碑，其意义在于它们存在的内在理由:虽然它们坐落的地点远不是无关紧要，但就算放在另一个地方也不会改变其价值。费时很长建造起来的建筑群却不一样，这类东西的意义在于其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和凡尔赛官这样的世界之镜或时代之鉴。那么我们应该执着于功能性要素吗?有些场所纯粹是为了维持不可传承的、随着曾经历它的人一起消失的经验，如老兵协会；有些场所存在的理由也是短暂的，它们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如课本、辞典、遗嘱或古典主义时代家长留给后代人使用的“家庭簿记”(livresderaison)；因此记忆之场的范围相当大。我们更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