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外出比赛
我在学校里比较腼腆，绝对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在女孩面前尤其腼腆，结果直到十五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虽然我有许多机会跟一两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没有勇气邀她们出去。我讨厌学校，讨厌早晨起床、背上书包、步行去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学校会无所事事。我会坐在课堂上，将书从头至尾翻一遍，但我从来不会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我唯一稍微感兴趣的课程是木工课和体育课。我常常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木工课的到来，然后画图，拿出锯子。我动手做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斯诺克球盒，唯一的问题是我将公分和英尺混淆在了一起。我边做边对老师说：“我的盒子不要这么宽。”可他却坚持说没问题，因为我的草图完全是按比例画的。“不，”我说，“我家里有个盒子，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不，你就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弄错。”结果，完成之后，那看上去像巨人用的球盒。
不过，不过我如何讨厌学校，我从来不逃课，因为我很害怕父亲会对我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逃课，我们家就会收到学校的来信，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给我那种让我胆战心惊的眼神，然后便是屁股享受一顿痛打，疼得我好几天都无法坐下来。我倒是从来没有被严厉惩罚过，也没有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我受到的惩罚要么是屁股被痛打一顿，要么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准打斯诺克。我想这比严厉的惩罚对我更有效，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做我唯一喜欢的事。
我总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然后尽快离开学校。我从最近的出口飞快地跑出去，不是下到地铁车站，而是直接穿过人来人往的雷德里奇绕行路线，为的是要赶上放学铃声响后九分钟、也就是三点二十四分开出的路公共汽车。我要是赶不上这辆车，就得在那里干等着，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坐针毡，因为我会损失半小时打球的时间。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抓起球杆，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号码!)，出租车立刻就会过来接我。我三点五十分就可以赶到斯诺克俱乐部。我从九岁起就过上了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父亲每天给我二十英镑，用于出租车来回车费，外加零花钱。他说：“在俱乐部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打多久得球就打多久。”他会在每个周末支付所有费用——至少要英镑。只要我表现好，他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可是我的表现却并不好。尽管父亲为了我在俱乐部里花了那么多钱，俱乐部里的人仍然不喜欢我。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就是不喜欢我。这种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仍然存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让我日子不好过。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其中的原因。我和一些人关系密切，但这些人与父亲圈子里的人截然不同。在以前，父亲会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我却在心里想：不，多谢了，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父亲总是跟什么人都自来熟，而在这方面，我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不爱说话，我只有熟悉某个人之后，才会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才会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终于，我十七岁那年，在我赢得第一个大奖赛冠军后不久，我因为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而被伊尔福德俱乐部禁止入内。我总是去“马克和斯宾塞”快餐店买三明治和水果沙拉，因为俱乐部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俱乐部的老板娘莫尼卡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宝贝，你不能将自己的食物带进这里来。”她叫谁都是“宝贝”，但她对我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爱意。“如果你想吃自己带来的东西，你就去俱乐部外面，在那里吃。你不能在俱乐部里吃这些，宝贝。”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堪，居高临下地训斥我。
就在她轻蔑地离去时，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莫尼卡，你有没有勺子可以借给我喝酸奶?”
她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大家放声哈哈大笑，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在这家具乐部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她丈夫罗恩死板着脸走到我面前。“你这样和莫尼卡说话，以后就别再来这里了。”但这件事与我对莫尼卡说话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故意给她捣乱，我这样做是因为他偏爱肯.达赫蒂。
我从九岁起就在伊尔福德的这家具乐部打球，是他们这里最佳的消费者，至少我父亲是。如果我父亲走进这家具乐部，看到里面有二十个人，他便会给所有人买点吃的，外加一杯茶。他给这地方带来了生气。肯.达赫蒂只是一年前才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然而这地方到处贴满了对肯阿谀奉承的肉麻话——这项赛事赢得出色，那项赛事赢得漂亮。当我获得了世界上第二大赛事——英国冠军赛——的冠军时，肯赢得了皇家威尔士赛冠军。尽管皇家威尔士赛的规格根本无法与英国冠军赛相提并论，俱乐部里却到处张贴着“肯.达赫蒂，皇家威尔士冠军”，而且是用五颜六色的正楷写在非常漂亮的纸上。对于我的胜利，他们只是随便在墙上贴了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祝贺罗尼.奥沙利文，英国冠军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肯可以免费打球，而我在将自己的标准球台放进俱乐部前，他们连五分钟免费时间都不给我。
当他们把我赶出来时，我已经将自己专用的价值英镑的标准球台放在了那里。我对罗恩和莫尼卡说，“公平合理，但我要将自己的球台带走。”
“不，你可以把球台留在这里，”罗恩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我说，“装球台的工人下星期就会过来，将球台拆走。没问题。多谢了，罗恩宝贝。”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小时候听到人们说我将成为斯诺克冠军时，从赛没有想到过我会赢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上电视。我想出名，想得到人们的承认。我想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在喊叫，“快看，那位斯诺克球手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我常常幻想着等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可以走进一家夜总会，被一位姑娘认出来。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啊，你是罗尼.奥沙利文。”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谈话的内容就会变成：“你明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吧!”“哦，好的，宝贝!”我希望能碰到我不必主动出击，胡说八道的情景。因此，我就必须出名——因为我不擅长与人交流。我以为那样一来，我的生活会容易一些。
我是个非常滑稽的混合体：年龄才十岁，身材却很高大，而且很有劲，但也很脆弱。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其他球员会欺负我，因为我有点胖，做不了俯卧撑。他们叫我“胖子”，当面嘲笑我，而我则会哭着跑出学校大厅。我们家这时已经从北伊尔福德搬到了南伊尔福德，但我还在原来的学校念书，就在埃顿路我家老房子的对面。我会一路跑出学校，来到我们原来的家——它现在属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再也受不了了。父亲最后找足球队的教练谈了一次，问他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会伤心地哭着跑回家。
我不能说我在学校里不讨人喜欢，但我也不能说我很讨人喜欢。我有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我的伙伴乔治.帕拉卡斯罗。我们现在仍然常常见面，仍然一起踢球。他现在摆弄电脑，创办了一个名叫“足球辅导”的足球网页。他还想和我一起做一个“斯诺克辅导”的网页，在上面分析西诺克所用的不同技术，球台上练习的不同内容，如何热身，以及有关斯诺克的一切。我和乔治八岁时就相互认识，打了一架后成了朋友。
我上了伊尔福德的海兰德学校，大家都在谈论谁是学校里最难对付的孩子——是我，还是和我一样比较腼腆的乔治。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很坏，学校里的孩子们拉帮结派，而我似乎总是被人找茬、被人欺负。一些小帮派总是集体欺负我，但他们在欺负我的同时又认为我比较坚强，因为当我反击时，那是货真价实的反击，而且非常凶狠。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乔治马上就要从塞浦路斯回来了，他会和你打一架的。他会打赢你，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我内心很紧张，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我现在不善于和人打架，当时也一样，但我比较喜欢主动出击。如果把我惹火了，我也有很多的蛮力气。我当时不知道运用组合拳，但我一旦发起火来也能像街头打群架的孩子一样。尽管我竭力要忘掉乔治会回学校，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当他终于回来时，我看着他，心中暗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小男孩。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从操场回来时打了个照面，结果我们俩打在了一起。我不知怎么给了他一拳，他倒在了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周围每个人都在嚷嚷：“他打倒了乔治!他打倒了乔治!”我因此赢得了一些尊敬。大家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从那天起，海兰德学校就再也没有人来惹我了。
升入中学后，也有一些令我伤心的是在等着我。我在小学时的名声已经先一步传到了中学。自从和乔治大了那一架之后，我成了海兰德学校最厉害的孩子。虽然我从不欺负人，但我当时非常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常常在其他孩子身上练习我的功夫。尽管我不喜欢真的与人打斗，可如果有人想对我叫板，我也决不会让他们的便宜。我只有决不让步才能避免被人蹂躏。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都直发毛，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打退堂鼓。虽然大多数时候的冲突都不了了之，但我在中学期间仍然与人打了四次架，每年一次。
其中一次的对手是一个印度孩子，结果他打歪了我的鼻子。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要遭此侮辱。他比我大一岁，说我撞了他，可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有人告诉我，说他要在课间和我干一架。就在我穿过他的操场——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用的草场——去我们自己的操场时，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群孩子向我迎面走来，正中间的就是他。我心里当然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假装一无所知的样子。“求你让我度过这一关，”我在心里默默祈祷道。他走到我面前，开始推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打了我的鼻子一拳，血一下子便流了下来。老师们跑了过来，可这时我的衬衫上已经到处是血，我已经不想住手了。我豁出去了：既然我鼻子已经挨了一拳，我一定要让他加倍偿还。可他已经不再想打了，他已经占了便宜，已经心满意足，可我不干。最后是我教训了他。
回到家后，母亲问我，“你鼻子怎么啦?”
我的鼻子现在仍然有一点歪。他没有把我的鼻梁打断，但他把我的鼻子打歪了。
我并不是个好孩子。我父亲这时已经开始从他的那些性工具商店里挣大把大把的钱，因此家里总有现钱。我开始每隔一天从父亲的工资袋里抽走五英镑，用它来买那些小的足球明星不干胶。那些不干胶十便士一盒，我常常将它们带到学校，与其他同学交换。你必须买上整整一盒，才能得到某个非常稀少的球星。如果我买下整盒，我就一定能得到这个球星，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几张。由于别人都没有，我就可以用多余的不干胶与其他人换来五十张左右别的球星。我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而且在学校里时就一直在与别人做交易。
父亲不久就发现少钱的事，因为他的一个员工给他打来了电话，说，“罗尼，我的工资袋里少了五英镑。”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他心中便想：我不可能每次都少五英镑。他将钱数了又数，一开始以为自己昏了头。接着，他接到了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学校发现我有两大盒足球明星不干胶，便问我从哪里得到钱买的。父亲赶到学校后说，“你一直从我的工资袋里偷钱，是不是?”我承认了。我们一走出校长办公室，他就说，“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小杂种!”我被痛打了一顿，他用一只拖鞋打我，结果屁股右边疼了好多天。我再没有从他那里拿过任何都东西。顺便说一句，我保住了那些足球明星不干胶。
我越来越认真地对待斯诺克。我第一次赢得较大数额的奖金是在十一岁时——一项十六岁以下斯诺克球手的赛事。我星期一回到学校，告诉我的伙伴们我刚刚赢得了四百五十英镑。一位老师听到后问我：“你说你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怎么回事?”接着，校长找到我说，“罗尼，你刚刚在斯诺克比赛中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真的吗?”
“是的，”我说，心里感到非常骄傲。
“你能不能把支票和奖杯带到学校来给我看看?”
我回到家后说，“妈妈，我能不能把支票带到学校去给校长看看?”
“当然可以，”她说。
于是我把奖杯和支票装在我的小包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包丢了，到了学校后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我的书包——我都不愿意把书包留在更衣柜里。我在上课时接到一个通知：“请罗尼去见一下校长。”结果我一下午都不用上课，而且还在校长办公室和他的朋友一起喝了杯咖啡。
“罗尼，能不能请你把支票和奖杯给我朋友看看?让他看看可以吗?”校长查隆先生非常了不起，可学校里的有些老师却总是嘲笑我。他们总是对其他孩子说，“你们就像罗尼?奥沙利文，总认为自己会成为大明星。可他将一事无成。”当然，所有孩子都回过来，把老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则告诉他们，我将成为世界冠军，上学对我来说只是在浪费时间。老师们总是拿我取笑，因为我不是学业上最聪明的孩子，而我现在却可以说，“看到了吧?我已经有所成就了。”不久，我就理直气壮地说道，“瞧，我现在挣到的钱比你还多，而我还只有十二岁，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
从十二岁起，我开始和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起去全国各地，而且没过多久，我挣到的钱就和老师一样多。我把我得的奖金交给父亲，而他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在我认为合适的地方和时间去打球。还给我建了一间斯诺克房，花了他两万英镑。球房很大，三十五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在花园的尽头。我有自己专用的卫生间、电视和长沙发。那就像我自己的小王国，也是我和罗伯特练习的地方。
我和罗伯特在我十岁时第一次结伴去黑斯廷斯，父亲请他照料我。他和他朋友试图撮合我和我的第一位女朋友皮帕。她长得非常漂亮，可谓风姿绰约，看上去非常成熟，而她的实际年龄却只有十一岁!皮帕风情万种，而我却非常腼腆。她只比我大半岁，却非常大胆主动，而我则被她吓坏了。我都不敢正视她，所以总是避着她。我总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她，然后觉得她非常漂亮。我甚至连靠近她的勇气都没有。每当她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就心慌意乱。
罗伯特比我大七岁左右。他在一家银行里混得不错，即使在转成职业球员之后，他白天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上班。他每周会有四、五天在晚上七点下班后来我家，我们便会一起练习几个小时，直到我母亲为我们把晚饭准备好，叫我们吃饭时才停下来。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便会驱车去，比方说，利兹，住在某家环境较好的旅馆，参加一项比赛，然后再驱车去，比方说，莱切斯特，星期天在参加一项比赛。我们会在假日旅馆住一夜，我父亲会预付一切费用。我们一起玩得非常开心：口袋里装着几百英镑，外加汽油钱、吃饭的钱、公路上超速罚款的钱。我对1号公路沿线的各个加油站了如指掌。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加油站，总是精心挑选去哪一家加油站，然后满满装上一箱油，那种情景真让人过瘾。我们亲如兄弟，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周末到来。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车，而且每年都换一辆新车，不是RSTurbo就是XR3Ⅰ,上面装有各种小装置。我们会在1号公路上飚车，心中想着这就是生活。
我现在仍然和罗伯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父母也和我母亲是密友。自从我父亲离开家后，他们成了我母亲认定唯一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朋友，但与他们的友谊都不牢固，只有查普曼一家和我们亲如一家。
我和罗伯特哪里都去——约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斯蒂夫尼奇、伯明翰、威尔士、布里斯托，只要你能想得起来。只要什么地方比赛，我们就一定会去那里。我们常常翻阅斯诺克杂志，计划我们的行程。我家的斯诺克球房里有一份很大的年历，我们会在上面标出全年所有即将举行的职业——业余赛事。因此，我们每次练习时，总是将下一场重大比赛定为我们的目标。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球杆，像大家擦洗汽车一样将球杆擦拭好。我给球杆抹上滑石粉，因为比赛地点的条件有时会很糟，球杆会变得黏糊糊的，无法在手指上滑行自如。我会花大量时间用水和湿毛巾清洗球杆，将球杆上的污垢擦拭干净，然后再把它晾干。我每次参加职业——业余比赛前，这都是一项仪式。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会让球杆变得非常脏，然后到了星期五，我就会把它擦亮，让它发挥作用。
我们通常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赶到比赛现场，吃完三明治后进去。屋子里挤满了人，你简直寸步难行。我会挤到接待处，告诉负责接待的姑娘：“我来了，我叫罗尼，这是我的报名费。”报名费一般在十至十五英镑之间，但偶尔也会是二十英镑，这完全取决于参赛的人数。有时他们会在人数达到六十四人时停止报名，有时则是一百二十八人。如果举办比赛的俱乐部非常大，他们会允许一百八十人参赛。有些赛事，组织者会只让报名的前六十四人进去参赛，因为如果你上午九点赶到，你就会排不进前六十四人，成为替补。但是，由于罗伯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墙上又贴着巨大的日历，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替补选手的行列中。
我的球杆箱比我人还要高，我会站在所有那些选手当中，时刻感到局促不安。我当时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我可以看到球台上的一切，但以我的身高，必须非常会使用架杆。我想我今天用起架杆时得心应手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我当时常常需要它。
我们比赛用的球台常常非常差劲。台呢上有洞，案下面的厚毛呢都磨光了。你以中等杆速将某个球击打中间球袋，结果它会直接跳出来。你只能看着它，心中想：我不能打那里的蓝色球，因为球不会进袋。可如果你想轻轻地将球推进球袋，球便会改变方向。这就是业余斯诺克，你得适应它。
我的第一次突破是在斯蒂夫尼奇举行的一项职业——业余赛事中。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能打进过四分之一决赛。我通常都是只能打进前十六名，赢两三场比赛，然后碰上一位高手。我每次都只差那么一点，而这令人非常泄气。我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战胜那些球手。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我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以为自己已经像斯蒂芬.亨德利或吉米.怀特一样出色。可是这次在斯蒂夫尼奇，到了晚上七点钟是我仍然没有被淘汰，而平常下午二点就已经回到家中和罗伯特一起练习了。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马塞尔.加夫勒，这是五局三胜的比赛。他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十四，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他比赛时曾暗想，上帝啊，我打不过这家伙，他太厉害了。他以一百三十八分赢了第一局，但我以九十分赢了第二局，然后又以一百三十分赢了第三局，结果2:1领先。他以七十分赢了第四局，但我又以一百二十分赢了最后一局。我当时非常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一辈子从来没有打出过那么漂亮的球。比赛结束时我都不敢相信。即使是今天，尽管我已经成了世界冠军，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当时比赛结束时那样开心。各项技术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安全球、长球入袋、得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霸主。
比赛结束后他非常生气，倒不是对我生气，而是对他自己生气。其实他大可不必，但他只是不敢相信，自己打得那么好，却败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手下。比赛结束时，他说：“天哪，那孩子简直不可思议。他从哪里来的?还从来没有谁与我较量时打得有他那么好。”我心里甜滋滋的。
我一下子名声大噪。球馆里人人都知道罗尼.奥沙利文战胜了马塞尔.加夫勒。当时大约有三十个人在观看比赛——其中包括每周在俱乐部里打球的当地人，以及那些有职业——业余比赛时偶尔进来看球的人。像迪恩.奥凯恩这样的职业球手有时也会露面，结果人们便会去观看比赛。赢得职业——业余比赛的人可以获得一千英镑，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因此他们也常常来捞几英镑，再说这也是很好的比赛练习。
我在半决赛中打得很糟，但仍然以3:1赢了对手。尽管我的表现不像在与加夫勒较量时那样出色，但我仍然战胜了对手，这才是重要的事。我在前面的三十二场比赛中的表现都比我在这场半决赛中好，却仍然输了球，而我现在却打进了决赛。我得等上几个小时，因为另一场半决赛还在进行。对局的双方包括安东尼.汉密尔顿，我认定他一定会赢，然后我就会在决赛中与他对局，但我不在乎。我已经进入了决赛，知道自己的面孔一定会出现在斯诺克杂志上。我对此已经急不可待了。这家杂志的前面部分介绍职业球手，最后几页介绍业余选手和女选手。我可以走进斯诺克俱乐部，把杂志给大家看，而所有那些常客会想：我得天，罗尼打进了决赛。
我在决赛中以3:2战胜了汉密尔顿。比赛开始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比赛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一点三十分。我先以1:2落后，而且是黑球局。我们在第四局得分相同，于是我们重新将黑球摆好，猜边时我赢了。他打了一个安全球，给了我一个得分机会。我心中只是在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的表现一般，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并不在乎，因为进入决赛就已经超出我预计的目标了。于是我猛地一推杆，球优美地滚进了中间的球袋。
罗伯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他不大容易激动，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他知道我离赢得规模最大的职业——业余巡回赛只差一局。总共有一百八十名球手参加了斯蒂夫尼奇的这项赛事，而现在只剩下我和另一位选手进行最后一场最后一局的较量。
我最后一举赢得比较轻松——61:30。安东尼握了握我的手，而我却在想：我刚刚赢了一千英镑。我只有十四岁，却接受一张一千英镑的支票，而且还将有媒体的各种报道，大家都会读到。我知道一星期后，在下一场职业——业余赛中，大家都会看着我。我进去时一定会引起骚动，就像彼德.埃伯顿和安东尼?汉密尔顿走进某项职业——业余赛事球馆时一样。人们会发抖，会咒骂自己。我想：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除了和罗伯特一起到各地参加比赛外，我也常常和一位名较强尼.奥伯莱恩的家伙一起去参加职业——业余巡回赛。我父亲每周付他二百五十英镑，让他照顾我，另外还给他一辆车，外加开销费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周末带我去参加各项赛事。我父亲当时正忙着享受生活，没有时间来陪我。再说，我也不希望他来，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许多压力。如果我打出空杆，他会坐在那里犯愁，而这会毁掉所有的乐趣。
我从来没有对父亲说我已不再希望他陪我一起去参加比赛，但事情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我父母从我十二岁起开始光顾各种俱乐部。他们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挣到了一些钱，该享受生活了。父亲尤其喜欢携带大量现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和母亲会去一家不轻易吸收会员的布朗俱乐部，在那里待到早晨七八点钟。他总是和母亲一起去哪里，却从来不喜欢跳舞，于是便找了他认识的一个人陪我母亲整夜跳舞。这个人叫斯蒂芬.阿特威尔，身高1.90米。父亲只是坐在那里聊天，逗别人开怀大笑。他从不喝酒，却常常在天亮时为大家支付所有的酒水。他就这样花钱如水。他认为自己应该请每个人喝酒，而且他也请得起大家。这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他的连锁商店当时生意兴隆。
我和强尼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英国业余台球赛。我赢了几场球，但碰到默基什.帕尔默时以3:4告负。默基什是业余台球赛的常胜将军，而我的排名只有。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我回到家时非常兴奋。父亲对强尼说，“你和罗尼组成一个对怎么样?”这对我们大家是再好不过的安排。
当时有许多非常出色的小斯诺克球手：克里斯.布鲁克斯比我打两岁，成了我的双打搭档，马克.金也比我打两岁，克里斯?斯卡隆的水平与我最接近，而且当时可能比我还略高一点。不过，他比我更活跃，十一二岁时就在托腾翰姆所有的午夜比赛中打球，可我当时还没有那个资格。他十四岁时搬到了荷兰，因为对他来说在那里挣钱要容易一些——那里有个家伙付给他工资，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人的俱乐部里打球。他的这种安排简直是在浪费天才。我记得我曾在阿姆斯特丹和他打过一场比赛，他脱掉背心，将它卷起来，放在他的夹克中。我当时在想：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术：阿姆斯特丹让他分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克里斯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定会达到我今天所达到的这个水平，但他的球技越来越糟。他仍然时不时地展现出他作为伟大球手的一面，甚至仍然能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他再也没有参加过我天天要面对的这种艰难的比赛。你必须体验输球的滋味，学会如何承受，才能真正成为赢家。
午夜比赛是一种午夜开始、早晨十点左右结束的赛事，它也常常被称作“墓地”。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比赛，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我到了凌晨两点就看是迷糊了。他们采用一种让分的比赛规则，而且里面有许多欺诈行为。我会先让某人六十分，结果他却一口气连得八十分战胜我。于是我开始想：这家伙打得比我还好，我怎么还要让他六十分呢?我非常痛恨这一点。那里有许多冒名顶替的家伙——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土匪”。
职业——业余赛也让分，但要公平的多。马塞尔?加夫勒可能会在每一局让我十四分或七分。这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多，但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情况中，这点让分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这种让分的做法仍然很荒唐。比方说，韦利.索恩会让彼德.埃伯顿十四分，而实际上真正需要对方让分的是韦利。这是因为埃伯顿常常去各家具乐部打球，习惯在很破的球台上打球，而只要球台稍微有一点颜色不对，韦利就会大发牢骚。他甚至还抱怨职业比赛的场地条件。而我却非常喜欢这一点，因为你得适应。
有时候，业余球手的水平比职业球手还要高。比方说，迪恩.奥凯恩会来到伊尔福德与肯.达赫蒂对局，但肯对他来说属于另一个级别。他们的输赢可能会是八百英镑，而这笔钱对于当时的肯来说是笔很大的数字。于是，我父亲会下三百英镑，肯下二百，别人再下剩下的钱。我父亲常常给人提供这种经济上的后盾。
有时候，肯在伊尔福德的时候，布莱恩.摩根(他也是位非常不错的球手，现在世界排名约在第三十位)会在巴西尔登。两地之间只相隔二十英里，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烈。巴西尔登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布莱恩更强，而伊尔福德的每个人都知道肯技高一筹。他们俩会为奖金数的高低展开较量，布莱恩有一次甚至因为奖金少于一千英镑而拒绝比赛。肯当时没有钱，于是我父亲便说，“好吧，我来出这一千镑。告诉布莱恩，你愿意在任何地方任何球台上和他过招。”结果，这场比赛从来没有发生过。
埃塞克斯一直是斯诺克强手如云的地区。那里有马丁.史密斯、戴夫.吉尔伯特、尼克.特里、约翰.赖特、加里.费尔特尼斯、乔.奥伯伊和托尼.普特南。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但所有这些人都是高手。托尼.普特南后来退出了斯诺克，过去十年一直在我母亲的色情行业工作。
我从尤金.休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以伊尔福德为自己的大本营，是爱尔兰的顶尖选手。因此，当肯.达赫蒂这样的爱尔兰年轻球手来到英国时，他们都选择了伊尔福德，而尤金则像一位父亲那样对待他们。前足球明星兼作家埃蒙?邓菲一直与尤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请尤金照料这些少年，而他本人则在金钱上帮助他们。结果，伊尔福德成了爱尔兰选手的聚集地，而附近非常出色的巴尔金俱乐部则尽是一些英国土生土长的天才球手，像尼克?特里、托尼?普特南和加里?费尔特尼斯。
我在伊尔福德和巴尔金俱乐部都是会员，因此我每周去这家具乐部四次，去那家具乐部三次。除此之外，我还在家中自己的球台上练习。到我十四岁时，只要我不上学，我每天就会练习六到七个小时，而上学的时候，每天则为三到四个小时。这便是我的家庭作业。我总是将自己学校里的家庭作业交给一个名叫法塞尔.纳迪尔德男孩，付钱让他替我完成。他很聪明，但我告诉他别把我的作业写得太好，不然老师就会知道那不是我做的。法赛尔和我在同一个班，因此我们会一起去学校注册，然后他去听一些高深的课程，而我则去上那些最简单的课程。我给他五英镑，让他替我完成作业，而他写完后我甚至都不用再抄一遍，我只是每天早晨在点名处从他那里拿来就行了。他做得非常好，我的作业每次都是C和D，这让我的老师们很满意，也让我的父母很满意。
业余球手圈子里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球手，完全可以成为一流职业选手，但他们对待斯诺克的态度有些不对头。尼克.特里如果把精力放在斯诺克上，完全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职业球手，但他长相英俊，早早地就开始与不同得姑娘出去约会，结果从此一蹶不振。他毁了自己的生涯。我记得我有一次连着为他捡球就达七八个小时，直到我脚上起了泡，再也坚持不下去为止。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体验，而且也是你必须具有的经历。我现在也对一些小孩如法炮制。我不能心软，我每次走到球台旁都想打出一百分。虽然这当时令他们很痛苦，但我相信这对他们有好处。
经历了中学里最初几年的安静生活后，我开始变得比较爱捣蛋。
在我读中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校方把所有调皮的孩子都集中在同一个班里，结果我们常常会在课堂上闹翻天。学校会经常安排一些代课老师来教我们，因为我们的老师要么被气病了，要么不敢再来教我们。后来，连代课老师也会在课上到一半时精神崩溃，当着我们的面承认自己教不下去了。当有位老师威胁说要将我们送到校长那里去时，我们只是说：“好啊，”然后接着聊天。对于老师来说，那一定像一场噩梦。
吃午餐时，我常常和乔治以及其他几个朋友(罗伯特.扬、理查德.巴沙姆、克里斯.约翰斯顿)一起去台球室，他们会把午饭钱交给我。我不喜欢用别人的钱去打球，因为我一想到他们会输钱就受不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输过，尽管我比赛时只能随便在那里的杆架上取一根球杆。俱乐部里时常有几个人。“想打一局吗?”我说。“每局两英镑。”我会让他们三十分，其他大孩子则将他们的五十便士押在我身上。第一局结束后，我会提出将他们的钱加倍。最后，我们离开那里时能挣到大约十英镑，然后大家一起涌向卖炸鱼块和薯条的快餐店。我们会带着一大袋油炸鱼和薯条慢慢走回学校，而且刚好赶上下午课。
我所有的朋友对足球的兴趣都要远远大于斯诺克。乔治的足球踢得非常棒，大家都说他长大后会效力于西汉姆队。我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又感到气恼，因为我的朋友们对斯诺克都一窍不通，因此不知道我打得有多好。如果我的足球水平能像我的斯诺克水平那么高，我一定会成为学校里最受女孩们喜欢的男生。但是斯诺克不像足球那样吸引人。人们甚至都不把它真正当作一项体育运动。
虽然我在学校里的表现糟糕透顶，但我总有办法和那些举足轻重的老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比方说校长查隆先生和副校长阿伯特太太。阿伯特太太非常喜欢我，在她的眼里我决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毕业后回去看望过她，她张开双臂抱住我，并大声叫道，“罗——尼!”
我还在读书时，她就曾经给我父母写过一封信，说我父母一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参加一项名叫“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赛事，而且上了电视。要想获得资格参加那项赛事，球手必须首先赢得他所在的俱乐部的胜利——他必须以一局决胜负，而且必须战胜六名对手。然后，获胜者进入下一轮，又必须赢六局。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几乎没有人从我这里赢得一分，因为我一开球就分别得到了七十、六十、八十、九十、七十和六十分。结果我获得了参加“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资格。父亲带我去了商店，将我从头到脚地武装了一下：衬衣、礼服、和斯蒂夫.戴维斯一样的背心——后背没有扣环。我心中在想：我一定要在电视上显得英俊潇洒。
电视转播的第二天，我在学校上烹饪课。麦克费太太又是一位你惹了她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老师，不过我和她关系不错。她喜欢戴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因为她对猫情有独钟。结果，她的眼睛今天是碧蓝的，明天是碧绿的。我总是看着她的眼睛，心中像“哇”!她长得不漂亮，但她身上有迷人之处：为人和善，很性感。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在听课，是海斯太太。当时的海斯太太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有着天使般的耐心，而麦克费太太正好相反。因此，如果我们向捉弄海斯太太，麦克费太太只要朝你看一眼，你就会立刻悬崖勒马。那就好像见到“好警察”就放肆，见到“坏警察”就收敛的游戏。麦克费太太那天说，“好了，我们今天不学什么烹饪，改为看录像。我们班昨天有人上了电视。”我这时在想，天哪，是我。
她打开录相机，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上电视。他们晚上十点钟大概早就上床睡觉了，而ITV电视台的直播是在晚上11:30分。我的对手是斯蒂夫.温特汉姆。他曾经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而且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十六岁以下冠军。他当时二十三岁，获得过许多重大比赛的冠军。他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安全球，但我仍然将红球打进了中间的球袋，然后打出了七十五分——我第一次在电视上打出单杆过百分。担任电视评说的是“金块”斯蒂夫.戴维斯，他非常激动。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在电视上的表现，所以我坐在那里看著录像中的我，开心极了。虽然我在“伦敦东区经典赛”半决赛中输了，但我仍然为进入前四名赢得了一个奖杯。我上了电视的消息像旋风一样立刻传遍了整个学校，大家走到我跟前问我：“你会成为顶尖斯诺克球手吗?”
我十四岁那年参加了一次表演赛，对手是斯蒂芬.亨德利。亨德利有一个专用司机，叫约翰.卡罗尔，现在仍然在给他开车。约翰维斯诺克经理伊安?道尔工作，为道尔手下所有的球手开车，替他们买吃的东西，替他们付旅馆账单，替他们处理斯诺克球手在比赛时经常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球手们没有比赛，他则像朋友那样对待他们。在这种表演赛期间，父亲在男卫生间里与约翰?卡罗尔聊上了，问他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给斯蒂芬.亨德利开车，”约翰说，“我还要注意一个名叫罗尼?奥沙利文的球手。”
“哦，我是他父亲。”
他们聊了起来，结果发现伊安.道尔想当场就与我签约。但是，由于他知道我父亲很有钱，所以他又认为和我签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结果他们连合同都没有准备。他给我的合同很可能与他给所有其他新球手的合同一样：一辆赞助的汽车，所有比赛的报名费，回报是比赛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及球台外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非你上过几次一个名叫《超级单杆过百》的电视节目，或者参加过两次一晚四百镑的表演赛，否则你的收入只能如此。对于大多数球手来说，这份合同上的安排只能让你解决温饱。当然，如果你能取得一些好成绩，那么伊安.道尔就会开始替你拉赞助，并管理球手的日常事务。可是他认为我不会需要这些，因为我父亲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他打了退堂鼓。
那天晚上，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与女子世界冠军艾莉森?费希尔对局，五局三胜，并同时与当地的六位业余球手每人打一局。轮到我和他较量时，他开球就得了四十分，接着我将比分追平，双方比分就这样交替上升到最后一个红球。我本来可以打出一个安全球，给他设置障碍，但是我父亲在人群中叫道：“打那个双分球。”我听从了。其实我并不真想打出这样冒险的球，因为我非常想战胜世界冠军。但是我想，斯蒂芬?亨德利是这场表演赛上的明星，我只是个与他较量的孩子。如果我父亲认为我应该打那个双分球，那应该是正确之举。于是我瞄准了那个双分球，没有击中，斯蒂芬清了台。
我当时对父亲言听计从，只是现在才意识到他当时那么说有他自己的道理。斯蒂芬?亨德利是世界冠军，而我当时才十四岁，父亲不希望我竭尽全力去给他一个下马威。他只是希望我从比赛中得到乐趣，击球时要尊重斯蒂芬。他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我心中知道他看到我与斯蒂芬.亨德利较量时非常骄傲，而且感到洋洋得意，因为伊安.道尔派卡罗尔来白癜风十大专业医院北京中科医院是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