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失去母亲——

那是年，父亲进了监狱，我的生活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可谓复杂，而在最差的时候则是一团糟。尽管年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但它在许多方面也是我的黄金年：我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连续三十八场胜利，二十二场以5:0战胜对手；父亲被假释回家，而且能够到布莱克本看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可他眼下在监狱里服刑，我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失落感。父亲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给我支持，让我欢笑，在我做错了事时臭骂我。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也仍然在竭尽全力支持我，但这种感觉不一样。我感到自己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自己感到不自在。

我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要像职业运动员那样悉心照料它。我每天都去体育馆锻炼或者外出跑步，注意饮食健康，不抽烟喝酒。但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只要我喝了点酒，我在和别人相处时就会放松很多。

我当时还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台球生涯已经达到了巅峰，正在走向低谷。不知为什么，在年，我的每次击球，我的每一个选择，我都本能地知道是正确的。可现在一切都显得更像是在苦苦支撑。

然后，在外行眼里，我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年，除了台球界外，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而到了年底，我已经出了名，被人吹捧为新一代冠军，是“飓风”亚利克斯?希金斯和“旋风”吉米?怀特的继承人。我已经家喻户晓，而且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我仍然有许多上佳表现，足以使我的排名一路飙升。就外面的世界而言，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向前。

年11月，我进入了在普雷斯顿金色大厅举行的英国锦标赛的决赛。我当时只有十七岁零十一个月大，而决赛中的对手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球手斯蒂芬?亨德利。这又是一场完美、顺利的比赛。我又像在布莱克本那样，完全靠本能来打球。斯蒂芬在第一局得到了四十四分，然后由两个球运气不好，让我以七十八分清杆。第二局也是他先得分，但在开球得到二十三分后，我打出了一百零三分。斯蒂芬开始反击，在第三局和第四局分别打出一百三十二分和七十三分，将总局数改为2:2平。接着，我赢了下午所有四局球，其中包括一个开球一百二十一分。在一场重大决赛中打出三个一百以上的分数——形势一片大好。我在晚上打得非常稳健，比分一局比一局好：六十二，七十三，八十五。我战胜了斯蒂芬，获得了七万英镑的奖金。离我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星期，我有了七万英镑！我不敢相信。我在想我会不会接到我中学校长的电话，请我将支票带到学校去，给他的朋友看看。

我兴奋的有些头昏目眩。我只是在想，我还要体验这种美妙的感觉：这种满屋子都是人，个个都因为紧张而汗流浃背，几乎人人都在为你欢呼的感觉。我在同一项赛事中战胜了斯蒂夫?戴维斯和斯蒂芬?亨德利——两位台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手，我兴奋的不知所措。我还因为比斯蒂芬?亨德利夺冠时小九个月而成为一项排名赛事最年轻的冠军。

我一夜之间就成了各家报纸体育版的新闻。每篇报道似乎都以我的辉煌战绩开始：十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分，十五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四十七分，连赢三十八场比赛，等等。我从报上读到这一切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就。

台球评论员克莱夫?埃佛顿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自信、流畅和无畏”，并且说我为献身于这项运动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我很得意，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我是否属实。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事实。我整天练习，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晚上，而且我在台球上可以说不惧怕任何人。我从排名第五十七位上升到了第十六位，这意味着我自动有资格参加所有大型比赛。

决赛结束后，克莱夫问我现在获得了英国冠军，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冲他一笑，告诉他我明天要带着我的奖杯去看我父亲，然后和他一起度过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两个小时。第二天，我和父亲在一起开心极了。他为我感到骄傲，而且毫不掩饰地将它说了出来。

克莱夫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友好、乐观、沉着的让人吃惊”。这段话引得我哈哈大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我感觉好的时候，确实乐观向上、待人友好。但是在球台之外，我早已多次经历过身心疲惫的时刻。最初我只是希望父亲能回来。后来，尽管我曾经梦想过有陌生人在俱乐部里走到我面前，认出我，与我交谈，可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时，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害羞、别扭，除非我喝了一杯酒下肚。

五个月后，年4月，我在普次茅斯的“凉亭”球馆赢得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我在决赛中以9:4战胜了詹姆士?瓦塔纳。这是我在这个赛季获得的第二个重大比赛的冠军，而那个赛季只有斯蒂芬?亨德利和斯蒂夫?戴维斯获得的冠军比我的更多。人们现在将我和他们一起相提并论。世界排名的依据是将上一个赛季的成绩和目前赛季的战绩相加，这意味着只要我在赢几场，就能在次年排名世界第三。如果算上英国公开赛上赢得的三万六千英镑，我在这个赛季总共赢得了十六万五千英镑。虽然在过去的五年中台球给我带来的收入已经能让我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买了一两顶级宝马车。我这是第一次真正享受自己赢得的奖金。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到我所赢得的现金，而且说实在的，赢钱从来不是我首先考虑的事。我参赛主要是为了奖杯，为了荣誉。

人们开始为我什么时候首次赢得世界冠军打赌。巴利?赫尔恩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说问题不是我会不会获得世界冠军，而是什么时候。他认为应该是这一年。公道地说，就连没有能和我签约的伊安?道尔的看法也差不多，只是他认为我可能要花几年才能获得世界冠军。

我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被人问及父亲。我告诉记者，我们父子非常亲密，他一直在给我带来灵感。尽管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他绝对不是个坏人。父亲一直告诉我，该说得要说，该走的路要走，所以我每一次接受采访时都竭力配合。我对记者说，我不会仅仅因为父亲不在我身边就觉得自怜自怨，我已经长大，足以照顾好自己——而这正是我父亲的原话。我有时觉得自己说话开始变得有些像他。我告诉新闻界，说我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说他会像个男子汉那样度过他的刑期，而不会像婴儿那样啼哭，说我不会因为父亲在服刑就抬不起头来。父亲对我说过，如果我想让他感到骄傲，我就必须抬起头来，大步走出去，竭尽全力，做这项运动的使者。每当有人问起来时，我都会这样告诉他们。

我对我父亲的事如此开诚布公，这让记者们颇感意外。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会否认父亲进了监狱或者会突然中断采访。当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准备管理我的球迷俱乐部，而且俱乐部的地址就是“老罗尼?奥沙利文，沃姆沃德监狱D座”时，他们大为吃惊。我倒是没有感到有什么怪异之处，至少球迷们不会忘记这个地址。

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显得非常自信，但大多数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我的内心感受其实正好相反。我的心在像孩子一样哭泣，我正开始崩溃。

当然，我没有获得那一年的世界冠军，而且很多年里都没有能如愿以偿。我进入了前十六名，却以3:13惨败给了约翰?帕洛特。但我获得了年WBSA年度新手奖，并被投票选为年的年度球手。报纸上对我完全是一片赞誉声，所有专家都预言我将开始成为台球运动的霸主。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球台内外不顺心的日子太多。

我当时十八岁，将近十九，比赛开始让我心里憔悴。那一年年底时，我宣布我正在认真考虑退出斯诺克界，因为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越来越少。它已经不再像我儿时那么喜欢的运动，而我根本无法达到我在布莱克本那一年达到的高度。我外出比赛时不再拥有那种冠军非我莫属的感觉。如果我无法感觉自己是最棒的，那么打球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专家和其他球手都说我是在开玩笑，说我还会打很多年。但我其实非常认真。我每次考虑放弃台球事业时，我都非常认真。不过，最终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没有退出台球界，而且确实打了很多年。

尽管伊安后来成了我的经纪人，我认为巴利为我做了许多伊安无法为我做的事。巴利?赫尔恩从一开始就和我患难与共，无论是在球台内外，都竭力帮助我和我的家庭。每当出现任何危机，他总是会出现在电话的另一端。他也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经纪人。虽说他从来没有给我太多的报酬，但我非常尊敬他，因为每当我需要他时，他总能给我提供帮助，帮我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警方突袭我家时，带走了母亲的所有账本和文件。父亲进监狱后，母亲在处理金钱方面真不是最佳人选——她根本不懂，因为她从来没有管过金钱方面的事。她所关心的是保证家庭的完整，让我们都有吃又住。当警方告诉她，说她欠了巨额增值税和其他税项时，她惊呆了。尽管她当场就付清了一切，但警方仍然因偷税而将她送进了监狱。年底的那一天，看着她被判刑并被押走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我实在弄不明白她已经付清了他们认定她所欠的税款后，为什么还要让她进监狱。我认为那是有人想搞垮我们家。

她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但是只服刑了七个月。她在被判刑的前一天上午，我得去和一个人商谈性工具店的事，并且解决其他各种问题。我下午和我朋友斯蒂夫一起去了法院。斯蒂夫对法院的事非常熟悉，知道它的工作程序，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深吸一口气，说情况看上去不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会被判刑。”

“什么？她会坐牢？”

母亲站在被告席上，没有听到我们在悄声说什么。

当陪审团带着判决回来，法官说“把她带下去”时，她望着我，我放声大哭。但是她没有哭。我以为她会哭，但是她没有。

说来也怪，坐牢对她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番经历让她明白了父亲曾经和她说过的一切：他在牢中的生活规律。他会给她打电话，对她说，“玛丽亚，我得走了，他们在催我了。你知道。”她立刻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她亲身经历过。

我父母在拘留期间碰巧在同一个法院受审，而且两个人都被指控出售淫秽杂志和录像带。吃午饭时，他们被安排在同一间单人牢房，享受一个小时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在案件审理的六个星期中，他们一直坐在一起父亲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笑了之。他很高兴能和母亲待在一起，不管这多么短暂。他不断地和公诉律师唠叨，和他们一起逗乐。

案子审理到一半时，有家小报登了篇报道，说我母亲因为逃税已经被判刑。这显然是藐视法庭的行为，而且是在引导判决朝对她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只好释放她。法官说，“奥沙利文太太，你可以走了。”但她不想离开父亲。

父亲说，“去吧，你现在自由了，好好活下去。”她虽然听了他的话，但她后来告诉我，“我在里面和你爸爸在一起时非常幸福，我不想离开那里。”

母亲入狱后，我得生活完全乱了套。我以前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甚至都没有照顾过我自己。母亲在家时，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屋，吃饭，换上刚洗好并熨烫好的衣服，然后去打球。可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必须照顾我自己，而且还得照顾我妹妹丹尼尔。我当时十九岁，丹尼尔十二岁。我想维持好家里的一切，保证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结果事与愿违。丹尼尔要上学，我试着在她放学回家之前给她做好饭，但我除了以前在学校的家政课中学过一点烹饪知识外，从来没有做过饭。结果我们只能靠薯条、鱼柳和豆子等快餐过日子。我当时没有驾驶执照，因为我开车超速被吊销了执照，所以我根本无法接送她。一切都乱了套……我快要发疯了。

丹尼尔晚上要待在家里，结果弄得我也无法出去，所以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邀请别人来我家搞聚会。在那之前，由于我的战绩越来越好，也赢了一些奖金，我们总是去宾馆开派对，结果花了我很多钱。于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家里开派对，省一点钱。我们只需买点伏特加回来，再买一点大麻，用这些吸引大家来参加派对。母亲刚走了一个星期，我就举办了第一个聚会。我邀请所有的人——甚至我不认识的人。我只是想，现在这大房子完全归我，我一定要开个派对，让大家认为这房子是我的，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尽管外面大雨如注，我却让大家继续烧烤，结果人人开怀大笑。当我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真感到害怕，因为聚会已经完全失控。那天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说，“我们得走了。”而我却说他们还不能走。最后，在整整闹腾了两天之后，他们才回家。

好好睡了一觉后，我醒过来打量着屋内的一切。到处都是“百威”啤酒瓶，有一千多个，到处都是大家掐灭烟头后留下的焦洞。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是遭到了炸弹袭击。我母亲有洁癖，总是把家里保持得一尘不染。如果让她看到家里成了这副模样，她一定会杀了我。我开始捡酒瓶，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于是，我给我朋友弗雷德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我知道他对吸尘器很内行，很会搞卫生。他以前住在我家时，常常帮我母亲做家务。他曾在部队里开过坦克，后来在一家幼儿园教孩子，最后才为我母亲的面包圈店工作。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问。

“我搞了个烧烤大会，闹腾了整整两天，结果这地方就成了垃圾场一样。”

他清理了聚会留下的烂摊子，然后搬进来住了一阵子，帮我料理家务。他帮我照顾丹尼尔，负责家里的卫生，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出去打球。但是家里的整洁情况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几天后，我又搞了一个聚会，然后又是一个。

不开派对时，我也会去霍勒沃监狱看我母亲。那太可怕了。去监狱看望父亲已经够我受的，但我已经习惯了，而去看望母亲则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每次看到她都会想：这里究竟是怎么啦？她在监狱里显得格格不入。我看到其他女犯人个个又高又大，然后我又看了看我母亲，意识到她女人味十足。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是如何熬过来的，但她应付得非常出色。她看到我总是非常高兴，并且问我丹尼尔怎么样。我说家里一切都很好——我没有告诉她我刚刚开了个派对，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没有告诉她我在家里胡作非为。我会在去看她之前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她制造出一种一切都平安无事的假象，以免的她担心。

在家里开了几个星期的派对，并且频繁光顾夜总会后，我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我去普雷斯顿参加英国锦标赛，并且在利物浦住在我朋友威利（也就是永泽）家后，我的状态才稍微有所恢复。我非常高兴去利物浦，原因是我可以请安吉?查普曼来照料丹尼尔。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待在利物浦，安吉也继续照顾着丹尼尔。我感到好多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人在好好照顾丹尼尔，而且家里的生意又恢复了正常（安吉的儿子加里在负责账目方面的事），我父母在契格威尔的房子被牢牢地锁上了。

我是通过父亲认识永泽的。他是我父亲在监狱里的朋友吉米的最好的朋友。父亲问我能不能想办法给永泽（我们当时还叫他威利）弄一些门票，让他们去看在普雷斯顿举行的英国界标赛。

“他人不错，”父亲说，“不会给你添乱。他会来看比赛，然后悄悄回家。”我知道这个人一定很特殊，因为每次有人向我父亲要票，他都会让他们自己花钱去买票，而不会让他的儿子为此烦恼（向我要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我说。

我给威利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给他搞了张票。我们俩当时都在伦敦，于是便约定在国王十字车站见面，然后一起去利物浦。父亲说，你见到他时就会认出他，因为他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而且会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背着球杆盒，拎着手提箱，在车站寻找着他。他说过他会在七点三十分左右来到车站。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便走到他跟前说，“你一定是威利吧。”

“是的，”他笑容满面地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们上了车，一路聊到利物浦。我们坐了一辆黑色出租车到了他家，放下行李后，他问，“你饿吗？”

“我都快要饿死了。”

“走，我们去吃中国菜。”

等我搬到永泽家和他们住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的周围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早上起床，上一天的班。他们上班后，我就出去练球。我们会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电视，就像是一家人。我不再感到自己非要出去做一些让自己消遣的事。我一直喜欢有个家，家庭仍然是我非常向往的事。在母亲服刑前不久，我结交了一位名叫本尼的朋友，他住在巴西尔街附近的斯坦福勒霍普。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年龄和我相仿，我疯狂地爱上了她。我约她出去时感到有些滑稽，因为本尼是我朋友，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我们变得像一家人。我会在他们家过夜（我们各睡各的房间），然后她会把早餐送到我床上。我们白天会坐在花园里，晚上会一起去夜总会——大家一起去：我，我女朋友，她的父母。那是非常疯狂的日子，但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家已经四分五裂，父亲进了监狱，母亲在接受调查，因此这对我来说变成了家的替身。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然后在晚上十点钟去酒吧，凌晨一点钟回来，再喝几杯，再开几个玩笑。但母亲入狱后不久，本尼的女儿和我就分手了，因为我那时开始变得不太正常。我已经无法自拔，疯狂地喝酒抽大麻，以此来弥补自信心的下降。但是永泽过来救了我。

我在认识永泽之后，开始少喝酒、少抽大麻。但我必须另找一个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就是食物。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体重就增加了二十五公斤。我们每天吃五餐，早晨首先是一大盘油炸食品，然后整天都是这样，最后再吃下一顿丰盛的晚餐。可这还没有完：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还会散步到街上吃顿中餐。和永泽在一起时，由于他自己特别好吃，我也便骗自己应该胖一些，因为胖才意味着身体好、健康。有几次，当我试着通过跑步来减少一些体重时，他看着我说，“你疯了，罗尼！你要把自己跑死。”于是，我会回去将嘴巴重新塞满。我用一种恶习替代了另一种。

我去监狱看望我母亲，告诉她我现在待在利物浦，丹尼尔由安吉照料。我想，母亲这下应该可以松口气了，但她却感到非常绝望。她觉得是她抛弃了我们，让她的家庭丢了脸。这种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父亲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母亲更往心里去，而且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父亲遇到一个不错的人，他会放声大笑，然后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母亲则会说，“不，我家庭第一。”我认为她只要一想到丹尼尔生活在别人家，而我搬到了伦敦北部，她心里一定就会受不了。就在她为家庭四分五裂而担心的同时，父亲可能在想：他十九岁，她十二岁，她住在安吉家会没事，而他如果现在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好自己，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我在服刑，她也在服刑，我们目前只能这样熬过去。这就是父亲的人生哲学——向前看。如果母亲有一阵子没有见到我，她会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我，问我吃的好不好，然后会认定我吃得不好，说我需要一大碗面片，需要好好休息；而父亲却会说，“休息？快给我好好练习！”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多么担心，但我心里一直知道。

我每次问母亲她怎么样，她总是说自己在里面过的很开心，在上食品卫生课和健身课。她在里面所学的食品卫生课后来还真派上了用途，因为我们后来在钦福德又开了一家面包圈店。不过，尽管她在监狱里面苗条了一些，她仍然感到在里面度日如年。

另一个对健身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居然是永泽，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他的体重减少了二十五至四十公斤，每周三次跑六英里，吃饭适量，食品种类适当，而且戒了烟。这一切都是他在四十七岁那一年完成的。我前几天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这么好。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能够交叉腿——这一切真让你高兴。

我非常喜欢永泽。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我父亲永远是我父亲，我将永远爱他，但父亲在服刑时，我无法一有问题就去找他。不错，我可以和他在电话里交谈，但你在电话里能说的只有那么多。而当他在监狱里时，我不想过多地把我的问题说给他听——我不想在他已经有那么多事情要担心的同时再让我的问题成为他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