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两种命运之争。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但在所谓大师的作品中，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民生疾苦，没有浴血奋战，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的人文关怀。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他们的作品，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也下笔写过一些东西，现在想起来，无非就是一股子年少无知的冲动。
那个时期，很流行大师作品，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象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郁达夫……，书店里满满都是他们的作品。
我读书习惯快速阅读，喜欢奥沙利文打台球的那种快节奏，如果读得慢，我的脑子一定会分神。如果一本书晦涩难懂，不得不慢慢阅读的话，我多半看不下去，很快就换另一本。
当时不到一个学期，愣生生看了二十来本大师作品。回忆起来，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很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从清朝被推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是30多年时间。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再然后是两种命运之争。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民国的民生
而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
所谓大师，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我摘录一些大师们的著名词句：
都是平常感情，都是平常言语。偶尔碰见个诗人，变化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
——梁实秋《送行》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或得则吾生，不或则吾灭。
——徐志摩《致梁启超》
人生不过是午后到黄昏的距离，茶凉言尽，月上柳梢
——徐志摩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爱》
……
这些都是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句。除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还有一点情怀鸡汤，有多少历史厚重?有多少时代的苦难痕迹?
民国时代，教授们的工资待遇都特别高。虽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民国政府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吝啬过。工资高到什么程度?我查阅了一下资料，赫赫有名的梁实秋先生，当年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月薪大洋，而当时20元大洋已经可供三五口之家一月的吃穿用度。换算到现在，普通城市家庭开支一万左右的话，梁先生的工资相当于月薪20万。
民国教授的高工资贵族般生活
这么高的工资，过的当然就是贵族生活。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社会的识字率不超过20%，这些贵族知识分子，还享有知识上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下面是一则传播很广的民国教授轶事：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贵族一般的知识分子，柔美深长的情怀文字，高高在上的生活。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怀念那个知识分子的贵族时代。
后来再了解这些民国大师的私生活，可谓温饱思淫欲的典范，三妻四妾还不够，出墙出轨多的是。这些贵族般知识分子的私生活，绯闻不断，名媛围绕，各种红袖添香各种香艳故事。
民国的名媛和知识分子合影
在他们的身后，是列强的肆意横行，是日本帝国的虎视眈眈，是民生的举步维艰，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重工业能力，连简单的枪炮都生产不好。
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这些散文，品味文字优美，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美丽，让人沉醉，让人忘记现实痛苦，没有人会想到如何清理这废墟，建设一个新家园。
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之花。
那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时代，地主和买办是社会的精英主角。国外的势力引导，加上买办阶层的需要，共同捧红了这些大师。
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当然要推行奴化教育，至少要对势力范围内的国民，进行弱化软化的教育，所以就要大力提倡这些卿卿我我的情怀文章。这些“大师”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名校的经历，自然更容易得到重视。
军阀混战，半殖民地的民国时期
作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代表的民国政府，列强想推什么文化，他们自然唯马首是瞻，也舍得花钱去捧红这些大师。反正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什么国家兴旺民族自立，对他们来说，都不如守住手里的利益来得实在。
下面这一段诗词，引自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位诗人的词句，经常出现在《读者》、《青年文摘》、《知音》之类的杂志中，西方人对这位印度诗人，也不吝赞赏，给了他诺贝尔文学奖。
在爱人面前，世界将它浩瀚的面具卸下。突然它变得渺小，宛如一首歌，一个永恒的亲吻。
Theworldputsoffitsmaskofvastnesstoitslover.Itbe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漂鸟集》
这是印度这个国家需要的精神文化吗?看看印度今天的状况，是不是几分民国时期的影子?
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
年的清明节，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祭奠。毛泽东撰写了如下祭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在抗战前夕，毛主席写下的这一段祭文，堪称战斗檄文。至今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即使以挑剔的眼光来看，这篇雄文也充满了澎湃的美感。
抗战时期的毛主席
文化的基因，会写入一个组织，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变成整个群体的思维定势。六十多年过去了，转进台湾的国民党，依然携带者当年软弱的基因。台湾的校园歌曲，琼瑶小说，龙应台的心灵鸡汤，无不带着当年的弱者心态。文字优美之中，满腹怨妇凄婉之声。
龙应台有一句名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没有国家强大实力做后盾，小民何来尊严?这种殖民时代满满的奴才腔调，竟然大摇大摆登进北大礼堂。
我不在乎大国崛起——龙应台
现在的那些台湾名嘴，在自大和无知中的吹嘘，只不过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另一个变种，效果都是一样的，用谎言和虚张声势，麻痹整个社会的群体。
当然，香港也有差不多的毛病，只是表现形式更加直接，连传统文化的包装都懒得有。
相反，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天生就带着不信邪的热血基因，敢于蔑视任何与中国为敌的力量，佛挡杀佛神挡杀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甚至能够自我刮骨去毒，敢于对自己开刀。
如果全世界还有一群人不怕美国的话，那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俄罗斯虽然也不怕，但是经济上经常被美国耍弄，只能算匹夫之勇。
回到文学的本身，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满各种文化交锋，总有一股势力，在试图引导中国年轻一代，走向颓废、抱怨、沉溺、盲从…….这其中，有情怀作家，有经济学家，有知名学者，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大V，华丽文字情怀满满的心灵鸡汤背后，其实是煲了很多麻药的汤。
笔者已经投身互联网文字创作。虽然收入并不高，却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虽然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也没有深入专业的文化修养。心中却存着这样的理念：绝不用文字华丽，掩饰思想贫乏。努力用全局和历史的视角，纪录这个伟大时代的脉搏。
原标题：“民国大师”--废墟中生长的妖艳罂粟花
附文《“民国神话”的真相：真的有那么“神”吗》
“民国神话”，真的有那么“神”吗
——关于当下知识写作一种倾向的思考
■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我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
■我们必须摆脱自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用更全面眼光对待文化看取历史
年参加上海城市精神大讨论，我在《城市：寻找精神的力度》一文中写道：“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豪门、官宦后裔、达官贵人的推动下，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三十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肌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其实，当时我这样表达，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其后，我在各种文化研讨中不断提出，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的文化有其鲜明特色，也有它值得肯定的历史业绩，特别是作为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简单、粗暴地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可是十几年下来，这一“神话”愈演愈烈，形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知识写作的主要内容。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写作”，不是网民情绪化的吐槽，而是一部分以知识学养为依托、为背景，当然也包括一些看似有知识其实也未必真正消化了知识的，乃至一知半解的名人、大V的写作。在这样大批量的写作和大规模的传播下，在不少人心目中民国文化、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一时成了与当代文化抗衡的关于文化的历史叙事的主流，甚至简化成了一面对当代文化充满对立，而不是有借鉴、启发意义的被扭曲变了形的镜像。民国教材、民国范、民国知识分子、民国“自由宽松”的文化生态，成了公众生活中的热词和竞相追逐的文化时尚。
“民国热”应依托历史真实“剧情”
那么，历史真实的“剧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民国神话”真有那么“神”吗?不妨先看看最近几年被热炒的民国教材。
首先，民国教材本身是一个笼统的全称概念。被大家追捧的主要是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并不能代表民国教材的全部。而且，有些被大家称之为教材的读本，名为教材，实际上是课外阅读。完整的民国教材，既有民间编修的，也有官方编写的。含糊地赞美“民国老教材到底有多美”实际上是简单使用了全称肯定判断。我的大学老师一再教导我，论述命题切记慎用全称肯定。所谓民国教材，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空洞概念。具体来说，对民国教材的肯定和赞美又在于，其编写的童心、非政治化和美文的特色。但实际上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些(请注意，我这里不用“民国教材”，而用“这些”)教材的特色。排除官修教材，即以民间编修的教材来看，已经有专家指出商务印书馆教材和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教科书之间的差异。
商务版以培养新中国新国民为主旨，连课本名称都谓之《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国文教科书》和《复兴国语教科书》，将教科书的编辑密切联系当时的国民革命，特别重视雪耻救国的内容。而开明版则更强调，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幸福自立，在于身心的健康。在教育思想上，商务版突出以“灌输”为主，强化以成人观点、经验通过教育让儿童接受，非常在意“讲什么”。开明版和世界书局版则突出“启发”，希望“童子依据自己的经验”，自为教师，自行探究，自定推理，在“怎么讲”上用功更勤。在政治性上，商务版编辑大意中即写明“灌输党义，提倡科学”。特别是后两版书中，有不少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当时伟人、英模，还有“大总统”、“平等”等与“共和国”相关的内容。年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新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首页，就印了当时的五色国旗，同时配以课文：“我国旗，分五色，红黄青白黑，我等爱中华。”即使童趣盎然的开明版中，也有政治领袖人物的故事。而且，不管什么版本，都贯穿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在蒙着眼睛赞美民国教材的朋友们眼里，是否还那么美呢?还要强调说明的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就去简单否定那些教材，它们仍然有可资今天语文教材编写借鉴的一些东西。针对有学者认为“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的说法，年届80高龄、一生从事语文教育的孙绍振先生曾回忆说，他当年读小学接触的就是“民国老课本”。有一本教材第一课就是蒋介石写给儿子的信。谈到美文，他记忆清晰地表示“大量课文是时文”，不仅没有文学性，而且文章遣词造句中时而有语病，时而夹杂着方言。而且，随着时事的变化，民国政府实行训政，后期对于教材的管理更是越趋收紧。
“民国神话”之二是把民国政治虚幻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天堂和乐园。一位应该懂点历史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把民国描绘成“民主受尊重的时代”。具体就是“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我想，这位学者说的应该是年到年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当时文化是不是有想象中那样大的自由尺度，其实只要稍微查查资料，就可以搞得明明白白的。略举两条：一是，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上海查禁文艺图书余种。鲁迅先生在《且介亭二集》后记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年到年，前后禁止发行种书刊。二是，笔者前些日子写柯灵先生的一篇短文，认真阅读了文汇报姚芳藻的《柯灵传》，其中记载，先是年先生主办的《周报》被“逼令停刊”，而后是年5月27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刊，柯灵本人也亡命天涯。在主观描写了“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后，有人直接提出了“民国当归”。出版界也相继推出了一批书籍。
民国有没有它闪亮的片刻，有没有文化发展的某种自由度，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点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另一面，而且很可能是更本质的一面。其实民国的文化自由，更多的是因为上海的租界华界分治格局而造成的管理缝隙，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腾挪空间。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无法管理。而有些文化业绩，如被称为“民国的真滋味”的那些后来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经典的民国老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实际上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即使在租界，《十字街头》也几乎过不了工部局的审查关，把《思故乡》的歌词和东三省地图一剪了之。抗战胜利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也都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汇集的昆仑影业所拍摄。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其中既有刘文典这样当面顶撞蒋介石的清高教授，也不乏翁文灏、王云五这样在国民党政府颓败之际出任高官，并且政绩乏善的知识分子。即使胡适也呈现着复杂的多面性。
摆脱绝对化思维，全面还原互相倾听
因为几十年历史的局限，我们的知识写作带有一定的政治工具性。我反对坚持过去极左理念的知识写作，并称之为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写作，同时我把上面的知识写作定义为新意识形态写作。这种写作仍然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另一种文艺政治工具论的战车上。一是在出发时就刻意追求反效果，在结论上凡是过去否定的他就肯定，凡是过去肯定的他就否定。二是在写作方法上以貌似的、经不起推敲的“真实”和细节，代替真实的历史。以局部肢解整体，或替代整体。
譬如西南联大，是我非常敬重的高等学府。三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师生在艰苦的抗战中，颠沛流离三千五百里，坚持学业，感天地，泣鬼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坚韧崇高的精神力量。但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什么?在近年汗牛充栋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写作中，西南联大只剩下了从西方接续过来的民主和自由传统，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恰好我手边保留了初版于年由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在这本保持了原始资料充满时代体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在代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沙临大两千多学生到西南联大六百余学生，作者自问自答，这大部分同学到哪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大简史》里写道：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可见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主干之一。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曾是西南联大一员、已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学子们，不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险，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报效自己的祖国。其后即使有委屈也少有怨言，如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他们在祖国沉重的忧患中出生、成长，爱国主义是他们最基本的精神底色。但是在最近的一些写作中，历史的丰满被抽取，历史的全面的真实被片面解读，历史的丰富性被那种先验既定的政治观念过滤。
我提供这些大家熟悉的材料，并无意于全面彻底地否定此类写作中或许有的有益部分，补充了我们一度可能被忽略的某些东西。但我反对那种“新”的刻意的政治理念，着意于用被扭曲变了形的历史叙事去代替丰富多面而真实的历史。在我们拥有了比从前越来越开阔的言论、思考和研究的空间之后，我们是否还要重蹈覆辙，让知识写作再度陷入一种先验的新意识形态写作，一种为了观念牺牲历史真实的陷阱?如果曾经的民国真是像一些写作所呈现的天堂般的美好，我们怎么去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去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怎么去读懂鲁迅先生留下的以血荐轩辕的沉重的文字?历史，说到底，是人心向背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民国当归吗?民国可以回去吗?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二，不说时间的不可逆决定了当下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回到民国，就说人均寿命35岁，有谁愿意回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最接近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的时代。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必须寻求共识，必须艰难前行。我们必须摆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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