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龙的发明》（施爱东/著）
作者：施爱东
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本文已获授权
据说鸦片战争前夕，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商谈对华贸易，结果被嘉庆皇帝一棍子打了回去。第二年，一无所获的阿美士德准备回去请求英国王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回国途中，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一世枭雄拿破仑当时就关押在这里。阿美士德登门求见，并向拿破仑讲述了在中国的遭遇以及自己的想法。拿破仑对这个英国人的想法很不以为然：“要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接着又说出一句在中国广为传颂的名言：“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这只狮子一旦被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颤动。”一、唤醒论的由来在中国，拿破仑中国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的常识。可是，一位美国佬却在《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一书中质疑说：“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形象和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复兴？说明中国人认为那些受尊敬的西方人如拿破仑之流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借助拿破仑的唤醒睡狮论，有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借助昨天的状态来强调今天的状态：睡狮不会永远沉睡，中国将会再次强大。”另外一位美国学者费约翰甚至认为拿破仑从来就没有预言过中国的觉醒。有些英法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还给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费约翰认为，正是年曾纪泽发表在欧洲《亚洲季刊》上的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最终由清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播及全世界。将它归功于拿破仑，未免剥夺了这位晚清著名外交家的知识产权。《中国先睡后醒论》大概是中国人在国际权威学刊发表的第一篇英语论文。曾纪泽在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鸦片战争虽然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而终未能使之完全苏醒，随后乃有圆明园大火，焦及眉毛，此时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据说此文发表之后，“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其实，“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以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英文图书为例（截止年），以awakening（唤醒）作为书名进行检索，结果有个条目，其中与中国相关的17条，与日本相关的14条，与印度相关的20条。一位明治维新时期的英国驻日本领事馆通译，就曾将日本比喻为森林中沉睡的美人，认为明治之前的日本完全酣睡于一个太平的梦中。日本学者认为直到江户时代，日本庶民才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存在，到了幕府末年，沉睡的日本终于被唤醒了。可见，“唤醒论”在东西方对峙的文化语境中，是整个西方对于整个东方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文明社会”对于“前文明社会”优越感的表现。曾纪泽只是借用了西方的这种态度，用来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也曾借用醒睡之说，用来内省于民：“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誇嫚。”又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年到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没有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使用了“中国睡狮”。作为外交家，曾纪泽应该很清楚当时的狮子主要被视为英国的象征物，《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也没有将中国比作睡狮。那么，睡狮的形象又是谁的发明呢？二、在睡狮与飞龙之间许多学者都把睡狮形象的发明权归入到梁启超的名下。梁启超在年发表的《动物谈》中创作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其中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有人告诉他：“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没什么反应，终于明白这只睡狮机关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梁启超听到这里，“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但他画过狮子、歌颂过狮子，这是有据可查的。据说曾纪泽在伦敦期间，经常光顾动物园看狮子，他回国后画的狮子非常受欢迎。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梁启超在-年间，曾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实“睡狮”是曾纪泽的发明。梁启超这么做有两种可能：一，梁启超把他所看过的曾经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与曾纪泽的狮子画混在一起，记忆发生混淆；二，梁启超借曾纪泽的口，融合了严复对于“佛兰金仙之怪物”的介绍，杜撰了一个原创版的新寓言，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杰出才能。梁启超乃一时文坛领袖，一说既出，往往迅即成风。曾纪泽的文章译成中文后，虽曾在香港报纸和上海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大部分转述者都无从见到原文。而梁启超的各种革命表述，每每激进巨大反响。梁启超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蛊惑力。“到年10月《醒狮》周刊的出版宣言，作者就把醒狮说正式派给曾纪泽了。作者把西方人的观点强加给曾纪泽，所说正与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的谨慎态度相反。”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多数睡狮论的传播者其实并没有看到过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他们都是根据梁启超的文章来下断语。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这篇文章也许最早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因为早期的睡狮概念，多为日本留学生，以及革命宣传家们用来形容执迷不悟的伟大祖国。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开始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并且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寻找一种合适的形象识别标志，也即CI（CorporateIdentity）来建构中国的民族国家新形象，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最热衷的工作之一。可是，由于清代的中国男子总是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这条辫子在西方被称作pigtail（猪尾巴），此前英美俚语以及日本的报章杂志往往把中国人称作猪。一本首版于年，在伦敦反复印刷出版的所谓“洋泾浜英语童谣集”，还把华人儿童称做piggy（小猪）。在美国涉嫌种族偏见的各种“颜色词”中，pigtail主要流行于19世纪中后期以及20世纪初的俚语和童谣中，习惯于用来嘲弄中国人或者美国华人。美国的Wasp画报甚至画出了中国人由猴子向猪的进化过程，日本的报章杂志也直截了当地将支那人称作“豕”。尽管大清朝廷不断地使用一条腾飞的黄龙作为天朝象征物，可是，在西方人的漫画世界，这却是一条拖着pig-tail的老迈的龙，也有些歌谣直接将华人称做pig-taildragon。一方面，大清朝廷决不会把龙形象下放给普通百姓使用；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这条象征大清朝廷的黄龙也充满了厌恶。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他著名的《龙凤》一文中所做的，他把龙比附成“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把凤比附为“受人豢养、替人帮闲，而终不免被人宰割的鸡”，认为如果非要给这个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图腾的话，“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它不再太贪睡的话”。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要睡狮不要飞龙，除了将龙视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丘逢甲在一首七言诗中写道：“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劝君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三、唤醒睡狮论的传播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的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这类诗人或者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有一定关系，或者与同盟会的革命宣传活动有一定关系。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其余诸篇，也俱是爱国歌、励志歌。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成了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两人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狮”和“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邹容年留学日本，年写成《革命军》，书末直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据说此书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陈天华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为了奉劝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决定以己之一死，激发爱国士气，乃遗万言绝命书，于年12月7日投海自杀。陈天华的死，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次年初灵柩运回长沙时，据说送葬队伍绵延十数里。年5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第二号开始连载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该期杂志5月6日印刷，5月8日就印到了第三版，一时洛阳纸贵。《狮子吼》是一篇现实与幻境交织的小说。主人公梦见自己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主人公被轩辕黄帝救起，来到一个繁华的大都会，见到“两根铁旗杆扯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一只大狮，只有二丈长、一丈六尺宽，其余各国的国旗，悬挂四面”，又见到一本大书，“黄绢包裹，表面画一狮子张口大吼之状，题曰‘光复纪事本末’”。陈天华在东京期间与梁启超间有往来。他的另一篇发表更早，影响也更大的《猛回头》（）中，也有“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句。更重要的信息在《猛回头》的开篇几句话：“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拨了一段杀人机。”所谓“拨了一段杀人机”，正是典出梁启超《动物谈》中的睡狮寓言。这也从侧面说明梁启超在《动物谈》中假曾纪泽之名而创造的睡狮形象，此时已经成为清末民族主义革命家常用的宣传符号。佛教用语中早就有“狮子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年，“时八国联军入京，两宫逃西安”，丘逢甲曾痛做一诗云：“神州莽莽将陆沉，诸天应下金仙哭。谓佛不灵佛傥灵，睡狮一吼狞而醒。破敌神兵退六甲，开山力士驱五丁。”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战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正因为梁启超所创造的睡狮符号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狮子吼的正面内涵，新概念得以毫无阻碍地与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传播。也正因为如此，与梁启超政治主张不同的革命宣传家，也可以毫无愧色地将梁启超抛在一边，大谈特谈睡狮论。睡狮——醒狮——狮子吼，代表同一主体的三种状态，自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民报》和《醒狮》都是同盟会主持的革命刊物，反对帝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拒用清代皇帝年号纪年，提倡采用黄帝纪年。《醒狮》第一号所载刘师培《醒后之中国》中提到：刘的一位朋友写了一首诗，希望作为新中国的“国歌”，诗中有这样几句：“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正是由于醒狮符号与同盟会革命宣传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们的频繁使用。所以费约翰认为：“在国民革命时期，狮子在革命绘画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孙中山逝世这一年，狮子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国民革命前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并相应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其他以“醒狮”为名的种种艺术形式更是不可胜数。这时，人们早就把梁启超的《动物谈》忘得一干二净了。四、寻找西方代言者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清末革命宣传家的睡狮论来自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以及革命态度等方面的不合作关系，革命宣传家们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在睡狮论中的开拓性贡献。一部分革命宣传家故意隐去梁启超的作用，直接把睡狮论的发明权派到曾纪泽名下。他们一面用着梁启超的睡狮论，一面与梁启超展开激烈的政治辩论。更多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读过曾纪泽的文章，正因为太相信梁启超，受其误导，以为睡狮论的发明者真是曾纪泽，如一本清末小说即在对话中提到：“惠敏公上承皇命，出使西洋，以忠信之身涉波涛之险，大展雕龙之才，以折冲六七国强敌，始发睡狮之论。”但是，借用一个清政府官员发明的政治符号来对抗清政府，多少有点古怪，力量也很弱。所以，有些革命宣传家很快就既抛弃了梁启超，也抛弃了曾纪泽，干脆将睡狮论的知识产权派给那些死无对证的外国政治家。江苏留日学生年在东京创刊的《江苏》杂志，也是一份坚定的革命期刊，该刊从第三期起，就弃用光绪纪年，改用黄帝纪元，年的一篇时评《德人干涉留学生》中特别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士麦(OttoVonBismarck)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瓜分中国之议，亦首唱之德，而德皇威廉又心醉黄祸之说者也。”这说明至迟在年，革命宣传家已经开始把外国政治家纳入到睡狮论的新寓言中。但是，更多的变异或许是由于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行文的模糊性。经过了清末革命宣传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不仅模糊了知识产权，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狮来指代。台湾殖民地时期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有一篇翻译文章，内容是英国下议院年5月30日的决议，居然也用睡狮来指代中国：“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若我国干冒不韪，但顾金钱，不惟遭华人没齿之恨，且贻万国永世之羞也。”全世界都知道狮子是英国王室的象征物，英国下议院的文件决不会用自己王室的象征物来指代与之对立的清王朝。可是由这篇翻译可知，睡狮这个我们今天认为很特别的一个政治符号，在20世纪却是个模糊的概念，甚至可以当成翻译者的私货，随便夹带植入英国人的文件。该报又有文章说：“昔日某西人，论清国之音乐，其言曰：支那人实不愧睡狮之称也，舞楼戏馆，茶园酒店，无一处不撞金鼓。”“纽约《地球报》称，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东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这种行文方式和语气，一望而知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假借“西人”之口，杜撰来刺激中国人的小把戏。这与今天的中国网友模拟日本人、韩国人讽刺中国人，同出一辙。可正是这类文章，却最能刺激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社会变革的要求。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披上一件“某西人”，或者纽约《地球报》之类的外衣，以激起中国读者的重视或愤慨，这大概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屡试不爽的小把戏。年左右，“睡狮—醒狮”就已成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惯用符号。尽管曾琦等人直到年代依然惦记着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归在曾纪泽的名下，但这些零星著述已经不成气候，强大的口头传统早已经摆脱了曾纪泽，另寻了更有话语权力的“西人”。我们前面提到，年的《德人干涉留学生》就已经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给了俾斯麦，但也许俾斯麦的名气还没有大到让人过耳不忘的地步，大多数人只记得是“西人言”。大约刊于年的一篇文章说：“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口头传统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口头传统。早期所传播的醒狮论，多是“唤醒睡狮”这么一个模糊的意象，并没有生产出相应的故事情节。据笔者查阅，拿破仑和睡狮走得比较近的两种文献，一是年的一则《丛谈》：“彼法兰西之革命也，设无路易十六之昏暴，与其贵族教士之专横，拿破仑固不能得志。设无拿破仑第三之轻于一掷，卒至国破身亡，爹亚士仍不能得志也。清国革命党之汲汲于为此也，其为拿破仑欤，抑为爹亚士欤，尚难逆料。惟清国乃庞然一睡狮，醒必噬人，各国必不利清国之强。”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睡狮论还是没能从拿破仑的口中说出来。二是英国人邦德（Geo.J.Bong）年发表的《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拿破仑曾经说过：‘当中国动起来的时候，它将带动整个世界’。现在，中国正在动起来，正在剧烈地动起来。”所有要素都具备了，惟独缺了最重要的象征物——狮子。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胡适在年12月做了一首《睡美人歌》，年3月为这首诗补写了一段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胡适年至年间一直在美国留学，由“世人争道斯语”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开始流行引述拿破仑“语录”了。台湾学者杨瑞松曾借助英国《泰晤士報》(TheTimes)的原始文献资料库，检索年到年间的全部文献，结果只在年的资料中，找到一条拿破仑与中国沉睡论相关的文献，但也没有提到狮子。可见胡适的“世人争道斯语”，“世人”还只限于中国留学生，“斯语”也未进入西方人的文字世界。年代，睡狮论的拿破仑版在国内也还不大流行。因为朱执信在年6月的《睡的人醒了》一文中，还把中国睡狮论的知识产权归在年《德人干涉留学生》一文中提到的两位外国领导人名下：“‘睡狮醒了！’这句说话，十多年来，常常听见人说，并且拿着很高兴很有希望的意气来说。我想这句说话，本来不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却是欧洲里头要压迫中国的一部分人，拿来恐吓其余的人的，同‘黄祸’这句说话，是一样的意思……他们要侵略中国的，像俾斯麦、威廉一辈的人，自然提起中国来，便说，这是狮子，他醒了可怕，将来一定有‘黄祸’，我们赶快抵御他。”朱执信的意思是说：外国人把我们叫做睡狮，可不是恭维，是不怀好意的遏制，人与人之间“贵互助不贵争斗”，为什么我们做了几百万年的人，却想倒转去听别人的安排，做什么狮子呢？这与年《德人干涉留学生》一文的观点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可见睡狮论的俾斯麦与威廉版还是有一定市场的。胡适在美国语境中的“世人争道斯语”与朱执信在日本和中国语境中的“常常听人说”，清楚表明了睡狮论已经由清末的以书面传播为主，转变为民国的以口头传播为主。我们知道，口头知识是一种不确定的知识，这种知识虽然有比较稳定的基本内核——睡狮，但其中的非核心成份，却很容易在传播的扩张期发生变异，形成多种异文。笔者粗略统计，年前后睡狮论的主人公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等。五、拿破仑统摄诸侯朱执信作为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正处于早期睡狮论的传播中心，“十多年来，常常听见人说”，却从未听说拿破仑与睡狮论的关系。由此正说明此时睡狮论的拿破仑版还没有在日本留学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流行版本。否则，朱执信也不至于请出二流政治明星俾斯麦和威廉之辈来充当睡狮论的代言人。胡适的《睡美人歌》首发于年的上海《新青年》，朱执信的《睡的人醒了》首发于年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一个是言之凿凿的拿破仑说，一个是忠言逆耳的俾斯麦和威廉说，不同版本的睡狮论，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这种潜在的竞争并不体现为一种公开的争夺，只是潜伏在受众的记忆当中，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开花结果。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传播者口头传播的兴奋。传播者即便要引述他们的话，大概也会把他们的名字简化成“西人”，否则还得跟人解释半天，俾斯麦或威廉是哪几个字，什么人，干过什么事。因此，俾斯麦、威廉、乌理西、吴士礼、曾纪泽这些名字渐次退出中国人的口头传统，也就成了必然。拿破仑的地位不一样。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以稳坐头把交椅。拿破仑的种种英雄业绩在各大媒体均有介绍，比如清末石印画报中的代表性刊物《图画日报》，其系列“世界名人历史画”的第一位世界名人，就是拿破仑。俾斯麦与威廉二世虽然与中国近代外交灾难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但他们的名气在中国人耳中却远不如拿破仑。一般来说，在故事的传播中，“越是人们所熟悉的共同知识，越容易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只要它能合乎逻辑地补接在这一故事中，就能更加牢固地在广阔的范围内被传播，甚至喧宾夺主，成为故事的主流枝干”。这个道理，就像孟姜女的哭夫崩城，本来不关秦始皇的事，只是因为长城太有名了、秦始皇太有名了，所以哭崩杞城变成了哭崩长城，长城倒了，秦始皇也就跟着被拖进了孟姜女故事，做了头号恶人。不过，由于缺少一个像同盟会这样的专门宣传队伍，也没有一个突发的传播事件，睡狮论的拿破仑版并没有如我们想象，迅速击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优势版本。直到年，鲁迅尚不知道睡狮论还有个拿破仑版，他在《黄祸》一文中说：“（黄祸）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笔者遍寻大陆、台湾、香港的公开出版物，至少在文字记录上，把睡狮论与拿破仑捏在一起的文字记载还非常罕见。年，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曾在一篇《书报评论》中顺手提到一句：“在十九世纪的起头，拿玻（破）仑仍然以为中国是一个睡狮，不要去催醒他。”由于找不到其他线索，笔者试图在袁复礼与胡适之间寻找一些交集，结果发现袁复礼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年获硕士学位，年回国。胡适的留学经历则是：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先入康乃尔大学农科，后改读文科，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两人都是留美学生，时间也大体相近。但这也许仅仅是巧合，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不能用来证明“拿破仑醒狮论乃于年左右产生于留美中国学生”。对拿破仑睡狮论最不遗余力的传播者，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抗日战争中期，陈鹤琴在江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他把幼师称作幼狮。“幼师在训导方面的组织，除与一般学校相同的有学生自治会外，还成立了醒狮团。这是陈鹤琴为幼师学生设想出来的创举。陈鹤琴设计了以小狮子的形象作为幼师的校徽，象征性地把学生说成是小狮子。取名醒狮团是要求每个学生成为一只睡醒的狮子。”每当学校举行集体活动时，大家都会齐唱一首《醒狮歌》：“醒呀！醒呀！醒！大家一起醒。醒呀！醒呀！醒！唤起中国魂。”据谷斯范的回忆：“陈校长常常谈起拿破仑的名言：‘东方有个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鼓励同学们要有狮子的搏斗精神，改造环境，服务社会，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们再查陈鹤琴简历，结果发现陈鹤琴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曾先后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又是留学美国，又是相近的年份。拿破仑睡狮论是不是源发于留美中国学生，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充足的证据。但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暂时相信胡适的说法：拿破仑睡狮论早在年就已经流行于留美中国学生的口头传统之中，而且传播者和接受者都相信“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六、故事的嫁接与生产年到年之间，虽然我们时不时还用醒狮来形容中国的独立和崛起，但是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已经不便作为话语权威被提及，这是拿破仑睡狮论的沉寂期。让拿破仑睡狮论重焕光彩的传播事件，是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其第一集解说词说：“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们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河殇》播出之后，拿破仑睡狮论迅速成为全民共同知识，多数中国人很自然就把它归入了“历史常识”。到了年代，有关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的文字记载已经俯拾皆是。至于拿破仑是什么时候，为何说出这段话来，一直就没个说法。具体的故事情节，直到年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中译本出版之后，才被生产出来。这本书讲述了19世纪前后，中国这个“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与英国这个“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外交冲突。其中有一段讲到阿美士德途经圣赫勒拿岛的时候，拜会了拿破仑。一心想要教训英国人的拿破仑很不客气地对这个英国人说：“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然后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仪？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作者佩雷菲特语带犹豫地认为拿破仑还“可能说过”这样一句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停滞的帝国》中译本出版，只是提供了故事编撰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喜欢讲故事的人进行合理的编排，故事也不会自动生成。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故事家。将阿美士德的故事与拿破仑睡狮论进行完美结合的具体个案，是年2月2日《环球时报》发表史鸿轩的《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迅速被数十家媒体，上千个网站所转载。目前流行的最完整的拿破仑论睡狮的故事，几乎全部出自史鸿轩。而史鸿轩所做的，只是将传统的无故事情节的拿破仑睡狮论与《停滞的帝国》中的拿破仑“中国觉醒论”进行了合乎情理的故事嫁接。史鸿轩的文章发表后，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9日发表旅美政论家司马达的辨驳文章《拿破仑“睡狮论”出自何处》。作者明确指出：“据笔者查考，该文描写拿破仑与阿美士德会见的那一大段文字，主要内容出自佩雷菲特一书的第85章。作者对‘睡狮论’的表述是：‘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一头睡眠中的狮子。’因为这三句话没有引号，所以就不能认为是拿破仑的原话。但下文又出现了加引号的话，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因此，《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是不可靠的。七、层累造成的故事与层层剥笋的历史研究紧接着，年5月5日，《联合早报》再次刊发汕头陈南阳对司马达的呼应文章《睡狮论出自梁启超》，较早地将睡狮论的知识版权归入到梁启超的名下。此后，该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大陆学者单正平的《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睡狮形象》、台湾学者杨瑞松的《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晚清“睡狮”形象探源》等。通过层层“剥笋”，逐渐地将睡狮论的早期历史给剥了出来，勾勒出“曾纪泽—梁启超—晚清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一条大致的传播路线。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唤醒”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在唤醒东方、唤醒亚洲之前，甚至还有许多唤醒欧洲的书籍，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主要是由基督教传教士所使用的。在象征意义上，“唤醒”和“启蒙”几乎是等价的，都是由蒙昧、混沌向文明、有序的过渡。用谷歌搜索年之前标题中带有awakening(唤醒、觉醒)的著作，结果多达条，大多数都与基督教有关，涉及中国的有16条，其中就有曾纪泽发表于年的英语论文。我们再把时间限定在年之前，重新搜索，搜索结果达到条，其中涉及中国的有6条，只有1条是非宗教著作。接下来的我们要看看曾纪泽是否曾与基督教发生过关系。答案是肯定的。曾纪泽有一个好朋友叫丁韪良（W·A·P·Martin），丁是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与清政府交情甚笃。丁曾在北京建立教会，年受命在同文馆教授国际法，－年为该馆总教习，他对这段经历颇有得色，称自己为leonumaridanutrix（代为哺乳幼狮的母兽）。曾纪泽则在同文馆学习洋务知识，所以受到了丁韪良很大的影响。据说曾国藩去世时，曾纪泽扶柩回湘，手上就是一本英文《圣经》。曾纪泽在外交事务上深得西方政界敬佩，与他熟读《圣经》关系甚大。“中国先睡后醒论”很可能是曾纪泽从基督教的“唤醒”使命中化用出来的命题。年，丁韪良自己也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唤醒中国》，虽然丁韪良的《唤醒中国》在时间上晚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20年，但究其观念之形成，当早在曾纪泽之前。这里并不是要给丁韪良争一个“唤醒说”的首发权，恰似相反，笔者认为“唤醒中国”在当时是毋须由具体个人发明的常识性命题，是西方视角中司空见惯的带有宗教使命色彩的口头传统。只有当“唤醒”的主角具体到了“睡狮”头上，“唤醒中国睡狮”的故事才算真正拉开序幕。也只有当拿破仑出场，并且使用了充满敬畏的话语，将中国狠狠地恭维了一番的时候，民族主义者们的虚荣心，才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重温朱执信先生90多年前说的一段话，也许是有意义的：“一个国对一个国，一个人对一个人，要互助，要相爱；不要侵略，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狮子。既然从苔藓起进化成一个人，便有人的知识，有两不相侵两不相畏的坦途。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