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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四）天主教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复兴（一）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教会，主要是法国以外的革命；其次，是有关教宗碧岳六世过逝之后的教会情形；第三部分谈到了拿破仑与教宗碧岳七世之间的拉锯战。充满野心的拿破仑根本就不在乎教宗把他开除教籍，甚至于将教宗迁往沙渥那拘禁了三年。最后又把教宗移往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又被拘留了两年，教宗始终都没有屈服。手无寸铁而且又完全与世隔绝的教宗，他到底靠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使他始终不肯屈服于这位盖世英雄拿破仑的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和祈祷。此外他老人家用以自卫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所有人的宣布，他在失掉自由和参谋团，也就是教廷的枢机们的情况下，不能够行使自己的职权。在这先后五年的长期拘留当中，到底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在当时有许多的宗教问题，非得由教宗出面解决不可。比方说，当一位主教出缺的时候，教宗碧岳七世拒绝赋给，皇帝所特派的继承人合法的承认，这是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明文规定的。教宗碧岳七世对加给他的一切压力，只是温和的，但却是坚满的拒绝而已。这样的态度，最后终于恼怒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呢，他又非常不愿意因为制造法国境内的宗教问题，而可能引发再一次的革命。所以，他就召集了在巴黎的主教们，以主教会议的力量来同教宗对抗，但是仍然是枉费心机，毫无效力。拿破仑决心要取得教宗的认可，企图作最后的斗争，于是拿破仑就亲自到枫丹白露宫去觐见教宗。经过了五天的争辩，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更番兼施，可怜他老人家，由于长期的拘留和拿破仑连续五天的疲劳争辩，心力交瘁，终于被迫签署放弃了他那唯一的武器，牺牲了建立主教的权力。在这五年的斗争当中，拿破仑算是得到了胜利吗？没有。第二天，教宗碧岳七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己承认他的失职，他给拿破仑送去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函，声明他是在暴力威胁下所作的一切，完全无效。拿破仑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命运急转直下，在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继续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失利。于是就在年决心放回他的俘虏，教宗碧岳七世终于凯旋返回罗马。这个时候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是皇帝了，因为他在枫丹白露拘禁教宗的同一地点，签署了他的《退位诏书》。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是武力，一是精神，久而久之，武力终会被精神所战胜。”拿破仑却在不知不觉之间，预言了他威胁教宗权位争斗的结局，教宗碧岳七世终于以精神战胜了拿破仑的武力。教宗碧岳七世以德报怨，当英国人将拿破仑流徙到圣赫勒那岛的时候，教宗以慈爱的心情收留了在罗马的拿破仑的母亲和他的其他家人，并且还请求英国人，要善意对待他们的俘虏拿破仑。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革命的武力和拿破仑把这句口号传遍了欧洲，这些观念，如果追根究底的来说，本来都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当初就已经宣布，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而且也都是天主的子女。圣保禄也说，“在天主内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分别，也没有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初期教会不也曾经是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最大的推动吗？而这些观念，在革命的大动乱中，却以暴乱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人竟然以这些原本是教会的，如今已经被他们变了质的原则为名，转过头来攻击教会，甚至于想把天主教完全消灭掉。虽然最后证明是枉费心机，但是，教会在这场大动乱当中，也遭受到了不少的损失。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意大利的北部，丧失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财产和超然的地位，甚至于拖垮了行政。因为财源被没收变卖了，又如何能够维持为数可观的修道院、学校以及慈善事业的费用呢？最严重的是神职人员的锐减，修道院的修士也都逃散一空，本堂区的神父青黄不济，大感后继无人，而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修会神父，尤其是苦修会的修士。我们举个例子，像本笃会，在革命之前有座修院，革命之后，剩下不到30座。道明会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消散了，专门在圣堂举行隆重敬礼的会士也都绝迹了。这对教友们的宗教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十九世纪的教友，只能够靠个人所行的神业来培养自己的热忱，而不能够再靠神圣的礼仪了，教会团体的意义感大为减低。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也不小，教会所创办的大学，在大动乱当中都不得不关闭了，而当革命的大动乱平静之后，已经改由政府控制管理。这些大学不再注重领导教友精神生活的神学，而只求人文的知识而已，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不再提倡高等的宗教教育。

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会固然是穷了，但也洗刷干净了，大革命对教会所施的迫害，竟在神职界中，完成了一项净化的工作。神职界当中的良与莠立即分明，主教已经不再是世俗政权当中的公卿首长，也再不会有那种为了度阔绰生活而做神职人员的人了，使得神职人员对一心献身于神圣使命的动机得以净化。教宗碧岳七世的英豪作风，虽然在世俗的眼光中，使他作了欧洲的霸主的牺牲品，但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却成为战胜者。教宗的声望也大为提高，教会以再接再厉的精神，不但恢复了它的力量，而且在新的传教区，基督的神国比以往更为强大了。

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的是，天主教在十九世纪前期复兴的情形。由于时间的因素，我只把精神复兴最为显著的几个国家，提出来跟您做说明。受革命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法国跟德国，其次是大不列颠。首先，我就介绍法国的教会在十九世纪前期复兴的情形。法国是在拿破仑取得执政权，而在年和教廷签订协议之后，教会就逐渐恢复了和平，教会也因而开始复兴。早在革命爆发之前，法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革命的影子，这是十八世纪的所谓哲学派和百科全书派。这两派所宣传的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后果，假如不先改变人的思想，教会也就不能够有深刻的复兴。这种改变思想的工作，有赖于许多天才的作家，他们把十八世纪的作家所剥夺和诬蔑的教会声望，又重新恢复起来。这个时期最早的一位作家是夏多布利昂。在政教协议公布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基督宗教的天才》，内容脍炙人口，立刻洛阳纸贵。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基督宗教在人文和艺术方面，是最富有诗意、最人道、最爱护自由的。近代世界的一切都沐浴在它的思泽下，由农业以至形而上学；由救济贫老孤苦的养老院、孤儿院，以至米开兰基罗所建，拉斐尔所装潢的大教堂；没有什么能够比它的道德更神圣、更可爱的；也没有比它的信条，教义和敬礼更为庄严的；它能够促进天才澄清兴趣，发展修身养性的情绪，加强思想的强度。夏多布利昂的这本书，并非纯粹护教的著作，教友们之所以信服它，是因为它说了真情实话。夏多布利昂本人不是神学家，他也没有意思要辩证，他只是愿意指出，天主教是优美而富丽的，天主教常是护卫文化和艺术。他以令人心醉神驰的文笔，描述教会的可爱，这本书的出版，也奇妙地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从此以后，具有文学修养的人，不但不再攻击宗教，反而成了它的护卫者，宗教也不再像伏尔泰的时候，那样的成为嘲笑讥讽的对象，反而成了惊奇羡慕的目标。夏多布利昂这位浪漫派文学运动的前驱，启发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写作家。浪漫派的特征，是想象和情感胜过理论，颂扬人对宗教的向往，羡慕中世纪的天主教风味，使人心更接近天主教。不过他把信仰特别建筑在情感上，则是一个危机，这也是给宗教的主观主义开了路。无论如何，夏多布利昂对十九世纪的宗教情趣贡献极大。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德麦斯特，他以卓越的文笔致力辟斥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他恢复了原罪的概念、救赎的重要，并且证明了在历史的过程中，隐藏着对天主的照顾。在他那本名为《论教宗》的著作当中，证明了一个在国家元首之上的神权，实在是人民自由和利益的保障，那就是教会和教宗的权力，这本书的影响力一直持久不衰。

第三位要介绍的是拉莫乃。前面两位作家都是教友，拉莫乃则是一位神父，他富有拯救人灵的心火。拉莫乃的第一本着作名叫《论对宗教的冷漠》，这是一本富有感情，充满诗意的作品，感动了所有的读者。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新的教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激烈的攻斥十八世纪的自然神教。提到人生唯一的大事拯救灵魂，谁也不能够比他更使人心震惊的了。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读者们的喜爱，立刻翻译成了好几国的文字，对教会和教友们的贡献很大。

第四位则是一位名叫拉高尔代的教会演说家，他是拉莫乃最得意的门生。年巴黎总主教，委任他为总主教座堂圣母大教堂的讲道神父。他在封斋期内讲了一连串的护教道理，有非常好的成效。这不仅是因为拉高尔代具有非凡的口才，更是因为他最能够符合当代人的希望，所以他被视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教会演说家。在巴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赶去听他的演讲，听众当中有一位曾经这样作证说：“我们好像列席参加现代社会的宗教复苏。”巴黎圣母大教堂封斋期演讲的创新帮助很大，一直到今天都仍然盛行不衰。

教宗碧岳七世和拿破仑政府他们之间的协议，虽然因为保证了教会的自由和宗教文艺的再生，为教会带来了有利的气氛，但是为了使大批的民众恢复信德，仍然是不足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众对宗教的道理多已经生疏了，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行动了。为了使民众大批的重回天主教的怀抱，使他们重新进堂参加礼仪，于是就有神父发动了布道大会。他们在圣堂中演讲，一连两、三个星期，甚至于长到四、五个星期。当圣堂已经不能够容纳大批的民众时，就移到圣堂外面露天演讲。布道大会结束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上千上万的人前去领圣体。好多的公共场所都竖起了大型的十字架，成为信仰已经恢复的证明。这时候教友的传教运动也是值得注意的，也是现代公教进行会的前奏。许多教友经常参加当时的一切宗教活动，自动创办各种慈善事业，这种风气很快的就传遍了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