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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月之暗面——萨德侯爵
马莎莎
文
巴黎索邦大学
编者按:大约年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到年法国大革命前后,英法历经了百年启蒙,并分梳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启蒙运动两个脉络。自此之后,在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国家,都先后经历了被这场启蒙运动启蒙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括被“被启蒙的启蒙运动”启蒙的启蒙运动,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年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褒之贬之,都无法回避其对百年中国的巨大影响。今天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上,全世界似乎也站在十字路口上,左转还是右转,前进还是倒退,历史的覆辙重蹈还是迈过,抉择的关口,不妨回顾一下百年启蒙,往者可谏,来者可追。三会学坊期之际,特组织“百年启蒙”座谈,大问题小视角,切磋琢磨,砥砺前行。公号陆续推送,以启学思。
百年启蒙系列往期推送
No.洪恺
启蒙变奏与知识更替
No.-1泮伟江
从哲学启蒙到社会学启蒙
No.-2康子兴
商业社会与启蒙
提到启蒙运动,就一定会提到三位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启蒙三剑客”虽也曾经历人生起伏,但前两位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和后两位长眠先贤祠的殊荣使得他们成为了法国启蒙思想,甚至法兰西人文宝库的代言人之一。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可以从各国教材中的引用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高中政治课与历史课课本中的三人画像仍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他们三位的作品在其生前都获得了法国以及欧洲社会极大的重视,有些甚至被引作经典。与这三人光鲜亮丽的影响力相比,有一个人似乎一直站在阴影里,站在启蒙时代月亮的背面。
这位站在月亮背面的哲学家,却散发着天才般的光芒,他的名字不该被“小写”。正如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Süskind)年出版的哥特式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开篇写道的:“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生活着一个该世纪最天才最骇人听闻的人物之一,尽管这个世纪不乏这样的怪才。该书讲的便是这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是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Jean-BaptisteGrenouille]。若说和其他同时代的天才恶人诸如萨德侯爵、[…]拿破仑不朽的名字相比,主人公的名字如今已被大众所遗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傲气、他的反人道和他的反人伦思想有所逊色。”(PatrickSüskind,LeParfum,Histoiredunmeurtrier,Paris,Fayard,)
将萨德侯爵与拿破仑的名字放在一起也许并不突兀。年3月6日,一伙警察出现在了为萨德印刷出版书籍的印刷厂主尼古拉斯·马赛(NicolasMassé)的办公室里。拿破仑上台后,姐妹篇《于斯丁娜》(Justine)和《于丽埃特》(Juliette)的作者萨德未经审判被关押至疯人院13年,直至病逝。拉斯卡斯公爵(EmmanueldeLasCases,-)在与滑铁卢战役后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Sainte-Hélène)的拿破仑一世的谈话记录《圣赫勒拿岛回忆录》(LeMémorialdeSainte-Hélène,-年)中提到拿破仑曾愤怒的将《于斯丁娜》扔进火堆并称其是最败坏道德的书(ComtedeLasCases,LeMémorialdeSainte-Hélène,Paris,Dép?tduMémorialBossangeFrèresBéchetAinéRoret,,t.VII,p.)。然而似乎《香水》的作者并无意于提及萨德侯爵与拿破仑之间的这段小插曲,但他所着意的诸如“傲气”、“反人道”和“反人伦”却也成为读者对这位离经叛道的哲学家的第一印象。
年6月2日萨德出生于孔代亲王在巴黎的宫殿里,并于此地度过了幼年时期。萨德家族为古老的南法贵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十二世纪。正如其他贵族一样,萨德10岁进入巴黎拉丁区中心的路易大帝中学(CollègeLouis-le-Grand),刚满14岁便进入只接收高级贵族子弟的军官学校,17岁成为王室骑兵队骑手并于七年战争中多次晋升,19岁任勃艮第骑兵团上尉一职。萨德的军事才能被赞赏,但军营生活也让他的名声受损,因为军队中的贵族子弟大都骄奢淫逸,正如萨德在书信体小说《阿丽娜和瓦尔古》(AlineetValcour,年)中注释道:“这个事实不容质疑:再没有比军校更过早地腐蚀青年人言行举止和道德风化的学校了。”(Sade,AlineetValcour,éd.MichelDelon,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delaPléiade?,,t.I,LettreXXXV,p..)
然而出身旧贵族的父亲(南法索马纳和拉科斯特的领主)与母亲(法国王室波旁王朝的远亲)并未能使萨德长期过着巴黎上流社会奢靡的生活,债务问题使得萨德成为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婚姻的牺牲品。尤其是在沾染了军队里不良风气之后,萨德的父亲很是失望,他在给妹妹的家书中写道:“我愿意不惜一切摆脱这个整日给我惹麻烦做傻事的儿子。”于是为萨德结下了资产雄厚的新晋贵族瑞内·佩拉吉·德·孟特瑞尔(RenéePélagiedeMontreuil)这门亲事。当时萨德正疯狂爱着洛尔·德·洛里斯(LauredeLauris)并欲向其求婚。他在两封家书中向父亲请求答允这门婚事,然而他的父亲却言词反对,使得萨德一度伤心欲绝。父权似乎在萨德的整个青年时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他笔下的大多数的父亲形象都是专断和残酷的。
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婚姻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牢笼,在这个监牢里,对宽容的妻子的感激之情也慢慢演变成了深深的恨意。吉尔伯特·雷利(GilbertLely)在《萨德侯爵的一生》中称这种“低就的婚姻”是多次入狱的萨德一切痛苦的主因。婚后萨德所获得的财富使得他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招妓、性虐等。这些也一度将萨德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年4月的位于巴黎近郊的阿科伊事件中,萨德鞭打了妓女罗斯·凯勒(RoseKeller)。后者的控告使萨德被捕。但社会舆论似乎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丑闻,甚至鞭打被谣传成了活体解剖。年马赛的5名妓女控告萨德使用迷药致使两人中毒。由于普遍认为春药等同于毒药,萨德被马赛高级法院判处死刑。之后萨德拐带妻妹逃至意大利使得萨德彻底与妻子的家庭决裂,岳母获得了国王通缉令(lettredecachet),该通缉令由国王签署,有不经审判流放或关押的效力。此后至年间,萨德依次被关押在万塞讷(Vincennes)、巴士底狱(Bastille)和夏朗东修道院(Charenton)。对妻子家庭的恨意在一封年的书信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我请您告知,是否我的长舌妇岳母和其串通一气的岳父剥夺了我穿衬衣的权利。医院的囚犯被禁止使用此类衣物,而不是我。您的低贱,您和您父母的出身真是光芒万丈阿!亲爱的,当我忘记我的身份,忘记到将它贱卖给你们的程度,也许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穿上衬衣,而不是为了从我身上剥夺它。您跟您的同党最好记住这句话,等着我将其出版。”(GilbertLely,ViedumarquisdeSade,LePlessis-Trévise,MercuredeFrance,,p.58)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萨德夫人借机于年6月与萨德离婚。
多拿尚·阿勒冯瑟·冯索瓦·德·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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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自身经历,萨德笔下的人物(尤其是施刑者)对婚姻大都嗤之以鼻。虽然侯爵一生桃花不断,他作品中的放纵者似乎不需要爱。名为铁石心肠(C?ur-de-fer)的盗窃团伙头目这样对于斯丁娜说道:“婚姻是神圣的,但是基于对世人的蔑视,我们从不结婚。”(Sade,Justine,éd.MichelDelonJeanDeprun,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delaPléiade?,,p.)除此与作者如出一辙的傲气之外,还有享乐的需要:“千万不要认为是婚姻让一个年轻女子幸福,她被困在这个坟墓里,遭受着条条框框的限制引发的坏情绪,她所能期待的幸福感少得可怜”,于斯丁娜的姐姐于丽埃特这样苦口劝说。类似这样的言论数不胜数。姐妹篇《于斯丁娜》(Justine)和《于丽埃特的故事》(Juliette)是萨德分别于和年匿名出版的重要作品,讲述了一对性格迥异的姐妹花,妹妹于斯丁娜是美德的化身却受尽凌辱不得善终,姐姐于丽埃特邪恶至极却名利双收。《于斯丁娜》先后有三个版本,内容更加详尽、人物关系更加复杂且更加暴力。这几部作品几乎汇聚了作者所有的思想,然而大篇幅的辱骂宗教及性虐描写使得萨德多次入狱。
萨德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是年署名出版的《阿丽娜和瓦尔古》,文体与立意显然借鉴了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拉克洛的《危险关系》,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歌颂美德与真爱的故事。然而萨德这本书明显要高明许多,因为其内容涉及了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三个时期的主旨,即十八世纪前期继承的道德类中心思想的表达、十八世纪中期对异域文明的浓墨渲染及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前后对社会问题的深思。萨德在书中描写了非洲大陆上两个截然对立的政体:暴君统治和开明的君主政体。尽管萨德本人作为暴政的牺牲品,但他对国王却是爱恨交加,更因其贵族的身份,因此政治立场也许与孟德斯鸠一致,即宣扬保护贵族权利的君主政体。
同年匿名出版的《闺房哲学》开创了性教育的先河,除了萨德一贯的文体风格,书中单独列出了一篇政治讽刺作品“法国人,假如你们想成为共和党人的话就再加一把力吧”,将道德败坏作为共和国的标志。四名主角主要探讨的哲学问题为享乐主义、无神论和强人论,即身体和精神双重强悍的精英(高级贵族)享有的不顾一切追求快乐的原则。
直到年在柏林首次出版的《索多姆的天》,萨德描写暴力与酷刑的才能才重见天日。大量的阅读与丰富的想象力使得萨德的恶的系统有了存在的土壤。作为一名民俗学家,萨德宣扬道德相对论。游记等对异域文化的描写作品先后给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然后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以支持各民族风俗相对性的依据。在这些作品中,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也可以和解,正如萨德侯爵描绘的那样。相对其他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萨德一生很少旅行,只游览过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因此他作品中的异域风情多通过查询资料和想象来构建。德国学者塞菲尔(Hans-UlrichSeifert)在二十世纪中旬提供了一份萨德侯爵图书馆的长名单,其中游记和依照他人游览历程而续写的资料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伏尔泰(Voltaire)年出版的《各国风俗总论》(Essaisurlesm?urs)到神父德·拉波尔特(l’abbédeLaPorte)的《法国旅行者》(Voyageurfran?ais)(-),以及神父海内尔(Raynal)的《东西印度史》(HistoiredesdeuxIndes)(年)、德·波沃(CorneliusdePauw)的《对美洲大陆的哲学探讨》(RecherchesphilosophiquessurlesAméricains)(年)和德谟聂尔(Démeunier)的《不同民族的风俗之精神》(Espritdesusagesdesdifférentspeuples)(年)。基于这些风俗素材,萨德侯爵努力建立一个将礼仪的相对性转化为邪恶普遍主义的世界。也许萨德的作品本身就代表了启蒙时代的核心: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具体涉及了植物学、药理学、生理学、医学、哲学、历史及各国风俗论)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来传播于世,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完全符合时代潮流。
萨德的作品繁多(小说、戏剧、历史传记、政论等),且风格迥异,在同一部作品中有时通过性格不同的人物表达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观点,因此当代萨德的研究多已脱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旧观点,即把萨德思想简单等同于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科娃夫·艾冰格(RichardvonKrafft-Ebing)根据萨德小说中的性暴力行为创造的新词“施虐性”(sadisme)。以米歇尔·德隆(MichelDelon)教授为代表的当代萨德的研究者则致力于解读萨德所创造的恶的世界的哲学内涵,即对存在即合理的人性的探讨,在如今不安定的欧洲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除了萨德本身对其读者的启蒙责任,作为一名萨德思想研究者(sadiste),更肩负着将其多维的思想转达给世人的重任。正如多数启蒙哲学家指出的,启蒙思想需将理性从既定理念或偏见的绑架中解放出来。基于这种观点,处于大众心理之下月之暗面的萨德侯爵需要等待的只是漫漫长夜过后的那道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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