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题为“哈德良：帝国与冲突”，它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的文化盛事。展览宣传文案说，哈德良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罗马军队从伊拉克撤军”。当然，公元2世纪时还没有所谓“伊拉克”，但为哈德良披上现代外衣是20世纪欧洲文化的典型做法。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20世纪中期创作小说《哈德良回忆录》时，正是这样做的—把他改造成了一位存在主义先驱。

福楼拜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当诸神已经离去而基督尚未到来之时，存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从西塞罗到马可·奥勒留，这时人是孤独的。”这种被神舍弃和孤独的感觉在尤瑟纳尔的时代（“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和我们的时代都非常典型。所以也不太意外，哈德良，福楼拜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会得到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