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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了解年前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很多人可能隐约知晓，英国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曾先后两次派遣外交使团试图与中国的清政府接触。

第一次是年的马嘎尔尼使团，第二次是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两次使团在外交上的成绩，都微乎其微，其中第二次访华使团，更是连皇帝（嘉庆）的面都没有见着。原因说起来，十分简单。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致人都到了圆明园，就在原计划觐见的那天早晨，临时终止了仪式。

（英人画笔下的中国港口）

尽管外交上成绩不及格（双方都不爽），但文化上收获却不可谓不大。多年前的英国和欧洲，已经建立起跟现代类似的国际社会的观念，所以，这两次访华，都带着一群能文能武的人才。能武的先姑且不论，能文的，成果就是写了不少的行纪，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积累了第一手的知识和情报。

不要小看这些知识，今天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某些方面，西方人对中国印象貌似不太好），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两次访华的亲历者参与奠定的。

放大一点说，重新阅读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这些早期著作，我们才能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包括误读）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进言之，今天中国要塑造新的大国形象，我们所遇到的来自西方的阻碍，追溯思想源头的话，就应该追溯到早期的交往历史，而了解历史，最便捷的就是看当时人留下的一手资料。

（《中国旅行记》）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今天要谈的《中国旅行记》，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

《中国旅行记》写于年左右，所记的事情是2年前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经过。作者是一位36岁的随团外科医生，名叫克拉克·阿裨尔。在阿美士德使团中，阿裨尔这个人，地位比较低，名气也很小。对这次失败的外交，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他的另一重身份，今天看，就更显得重要。

阿裨尔是一位博物学家，年随团到中国的时代，西方的博物学刚刚开始不久（提出进化论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这时才7岁），而在西方博物学家看来，对于中国的调查了解则尚属方兴未艾。所以，阿裨尔的中国博物学家之行，不仅对他本人的名声意义重大，对我们了解多年前的中国，以及那时西方人如何看中国，意义也十分重大。

对于后者，这里先留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近代国人对于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吊诡之处，即这类看法，是受到西方人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先是西方人对中国有一套看法，然后这套看法，又影响了中国人。这套看法，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进化论或者社会进化论。比较代表性的人物，有马克思。在进化论的观照下，晚清中国，被描述得很糟糕，细节不展开，但在中国年轻人思想里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非革命不可。

（阿裨尔，发型很时尚）

有意思的问题来了，阿裨尔到中国的时候，进化论的鼻祖，此时都还在上小学，那他以及其他英国使团成员，用什么论调来看待清政府以及中国？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此前一直传说，法国的拿破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这句话，之前大家都津津乐道，不过实际上找不出任何历史证据来佐证拿皇真的说过。即便拿破仑没有说过，或者说过却没被记录下来，但大抵对中国还是有一定了解的，那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了解到中国的呢？

实际上，这就跟年马嘎尔尼访华归国后，使团成员马嘎尔尼、斯当东、约翰·巴罗等人写的行纪在西方畅销有关。据说，拿破仑读了这些书。年阿裨尔参与的这次使团，返回欧洲时（年），在圣赫勒拉岛有短暂停留。停留的原因，就是因为使团要去拜访一个大人物，这个人物，正是拿破仑。拿破仑因为在两年前（年）被英、普等国的联军打败（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软禁于此。他们为什么拜访拿破仑，和拿破仑会不会又一次聊到中国，阿裨尔的书里面，没有提及，这大概是他这种小人物接触不到的层面。他只是用博物学显微镜式的眼光把拿破仑的矮胖的身材，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言归正传，英国两次使团访华，都留下很多文字，而阿裨尔的文字，特点就在于出自一个博物学家之手，以致充斥着大量的信息枯燥的语言，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如果能坚持看完，那肯定会对年前的中国，有身临其境的印象。

阿裨尔作为博物学家的态度，我可以用他的话来作证。他在登陆天津，近距离观察中国民众后，这样写道：

我必须承认，在结束对这些人们的观察思考时，我的心情有些难以恢复常态，但我必须保持正常的心境，才能公正地研究我正在经过的乡村地区。

阿裨尔这句话，不能太较真。客观、理性的探究知识，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就像今天“女士优先”一样，既是表面上绅士风范的一部分，又却也未必真正落实。虽然号称喜欢追求真正的知识是一种潮流，但面对中国，西方人最初的凝视，却也难免带有偏见。

两个世界的碰撞

《中国旅行记》正文十二章，附录五节。

附录部分，有一节是关于旅行中国时，经过的大多数城市的气象表，内容包括特点时间地点的温度、湿度、风向、里程。这些数据，今天的旅行者，都不会去注意收集，但年前的英国人，已经这么干了。

附录还有中国朝廷关于使团的几份重要文件的抄录，以及英国使团翻译马礼逊笔记里关于使团与中国政府高层见面时的讨论细节。从这些内容，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次英国使团访华失败的前因后果。而最有趣的就是，里面出现了两种世界观。一种是清政府的，另一种是英国人的。

清政府方面，我们看看他们的措辞——我们其实不陌生：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皇帝贵为天子，任何王在皇上面前都要俯首称臣……

这是政府钦差对英国方面传递的意思。在他眼中，此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是天子，而英国国王只是等级更低的王。以中国历史经验，皇帝和王，的确有这个差别。

（嘉庆皇帝）

清朝廷上位者的心态，还表现在以下言辞里，可供仔细体会：

该国王万里重洋，奉表纳贡，其意至为恭顺。

因为没有被大皇帝接见，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没有全部收。但为了表示安抚和驾驭，也收了几件小礼物：地图4张，画像2张，铜板印画95张。但收就收嘛，皇帝颁发的上谕里说的是：“加恩赏收”（收他的礼，已经是极大的恩赐）。收了之后，还有回礼。礼物包括给国王的一柄白玉如玉，“以示厚往薄来之意”。

使团离开后，接待使团的三位尚书（包括礼部、理藩院），都被免职，可见皇帝之愤怒。但后来查明“真相”，皇帝定下了对这个事件的调子：英国王使没有如约来叩见，是因为衣服没到齐，也等于说责任不在英国方面。所以，虽然已经遣返，但皇帝假想，如果不是办事官员蒙蔽皇帝视听，改个时间，一定让英国人如愿以偿地把该做的仪式做完（英国人想要通商，这种非分之想，皇帝提都不提）。

但在英国方面，这个故事，完全不是这样的情节。从跟中国钦差接触开始，使团就已经决定不执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个态度一直没变。翻译马礼逊和副使小斯当东，都会中文，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力主不执行三跪九叩之礼。

（小斯当东曾跟随马嘎尔尼使团来过中国，乾隆皇帝还钦赐他荷包等小物件）

附录里面，有马礼逊总结的中国礼仪。从小到大，有这样八种：拱手、作揖、打千、跪、叩头、三叩、六叩、九叩（三跪九叩）。

在马礼逊以及阿裨尔这样的当事人看来，叩头这种礼仪，就是臣服的表现，是人性的堕落，是不平等。而他们心中，英国王国与大清皇帝是平等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平等的主权国家（至少英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拒接叩头。

在关于礼物方面，双方的误解也很深。中国人把使团，称作“贡使”，礼物称作“贡品”。而懂中文的马礼逊则把特使，翻译为中文“王差”，礼物翻译为“礼物”。

对于大皇帝说的“厚往薄来”，阿裨尔在书里间接表示不同意。他说这柄送给英王的如意，值“英镑”——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居然把中国皇帝的礼物，用俗不可耐的金钱去衡量，完全忽略它的神秘价值。但另一方面，他觉得他们带来的医学（解剖图）、大英百科等书册，则价值无法估量（改变中国）。

关于这两种世界观，价值观的冲突，这里不展开讨论。在《中国旅行记》的正文、附录都可以找到有趣的相关细节。

矛盾的中国人

阿裨尔的时代，关于中国，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文献材料。

比如，年，刚刚开了东印度公司不久的荷兰人就想来中国做生意，所以，派出了外交使团到北京访问。这个使团中有一位叫尼霍夫，很有诗人情怀，写了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中国游记。该游记的传播，让南京的报恩寺琉璃塔在西方很有名，以致后来的欧洲游客，路过南京，都要去朝圣一番。而阿裨尔，同样有这个想法，只是最后没能看到，所以，也引以为憾。

西方人了解中国通常都是这个套路，有一些名人或者一些经典作品，然后，读者广泛受到影响，对中国知识逐渐增多。

要插入一个细节。这位让报恩寺的琉璃塔（西方人叫它“瓷塔”）出名的17世纪游客，在南京参观时，面对南京破旧的皇宫（被朱棣攻破），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有一个特洛伊在此地被烈焰并吞，帝王遁逃，帝系被斩草除根。”

用古代中国人的心态看，这位敢于题诗的洋人，也是可以被中华文化归化的，你看他对明朝的历史，已经入门了。

阿裨尔的《中国旅行记》，引述了很多同时代以及前代人关于中国的描写。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纪，它已经是对中国有计划的整理和阐述，至少完成了难能可贵的资料汇编。因此，读一本《中国旅行记》，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

阿裨尔在书里，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做了很多细致的分析，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挑几个大家今天还关心的问题，做一点介绍。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五四前后），经常探讨中国的国民性。这个问题，在年前的阿裨尔的书里，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于近代西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明恩溥的这本书极具代表性）

阿裨尔在《中国旅行记》里探讨这个问题，显然是回应他那个时代的读者的疑问。所以，他先表示，自己所知有限。此举并非单纯要表示谦虚，他的理由很有意思：

在一个国家旅行，却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当做提防的对象来对待，被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做在各方面都比他们低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与这种偏见不断地抗争，结果就很有可能使他们试图对这个国家的居民做出正确估价的种种努力无法取得成功。

阿裨尔的表达有点绕，但意思很明白。跟着使团旅行，而使团因为没有叩头，不受欢迎，且被命令严加防范，免得滋生事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中国，当然不够接地气，不真实（皇帝的上谕还明确说，要让使团沿途接待护送的士兵，注意仪表和武器装备，“以壮声威”。这套做法，我们今天都不难理解）。

但阿裨尔还是有机会跟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中国人接触（只有一位！），由此他了解到中国人性格的某些方面。

他总是喜欢弄虚作假。他似乎只是一味讨好与他谈话的人，很少考虑应当诚实。……当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必诚实的时候，他们一般情况下都表现出诡计多端。然而，我只能公平地讲，按照中国人一般的惯例和宽容度，欺诈行为是很正当的，更被认为是职业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而不只是一种违背道德的品质。

关于中国人的欺诈，是《中国旅行记》一书反复提及的问题。有的是讨论集市上买卖缺斤短两的现象，有的是像这里引述的，跟中国社会中层交往的观察，还有的是对钦差、皇帝权贵政治运作的思考。

无论哪一种的欺骗，欺诈或者说谎，都是阿裨尔要批评的。他以及其他使团成员，甚至把外交的失败，也部分的归咎于权贵的说谎天性。但我要强调的是，关于中国人爱说谎的论断，后来一直被英国人广泛接受。40年后，英国另一位博物学家福琼到中国寻找茶树时，就已经把他在中国的旅行经验总结为如何对抗那些谎话连篇的中国人。中国人会为了利益说谎，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诋毁另一个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同伴（福琼的两个中国仆人之间有矛盾，福琼利用这种矛盾，成功控制两人），官员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谎，茶农、茶商同样要说谎。

对于中国人天性的这种论断，影响还不止这些方面。如果我们今天要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探讨此战后中英（甚至中西）外交史，恐怕都要跟英国人对中国人爱说谎这一刻板印象有关。

用主张中国式管理的曾仕强一贯的逻辑，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中国人爱不爱说谎，而是英国人或者他们的文化，压根不懂中国的思维方式。

关于中国人的性格，阿裨尔还提到一个复杂的面相。

通过一些实例我发现，贪婪与心甘情愿地付出形成奇怪的对照。在店铺里与我讨价还价还锱铢必较、异常固执的要我马上付钱的商家，又会把他们种在院子里的非常名贵的植物大方的送给我。

阿裨尔无法理解这种现象，我们今天也恐怕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跟做乡村工作的交谈，就有人说，云南乡村的农民，一面是跟你斤斤计较，一面又是善良大方，他们同样表示困惑。

有昆明朋友说，这应了一句昆明话，“要是要，给是给”，一点不矛盾。这个分析，我比较认同。年前西方人眼中矛盾的中国人，其行为自有其合理性。如果稍加阐释，那应该是，物的价值，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但在中国人看来，则既有物的价值，也又人情的价值。讨价还价的物，是物本身的价值，而大大方方送出去的物，则多了一层人情价值。所以，他慷慨的送礼，当收获到感谢时，它的人情价值就收回来了。

关于礼物问题，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到中国一些人类学家，都有研究。我这里只是试着解释一下生活逻辑，有感兴趣的，应当去读他们相关著作。

试图公正评价中国的努力？

19世纪初的英国（甚至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思考，还涉及到一个我们今天已然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有没有普遍的人性，比如爱与同情。

他提出一个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国的父母，会残忍的杀死自己的孩子，而且杀婴的方式特别：把婴儿放在河里，用一个葫芦拴在婴儿的身上，让其始终漂浮在水上。阿裨尔引述了三位来中国旅行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同样的看法。但他本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不同于别人的看法。

沿水路线旅行从未见过被溺死的婴儿。

在经验之外，阿裨尔还进行了推理。这个推理的前提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杀婴，是父母缺乏天性的爱。而阿裨尔说，他多次看到最下层的群众为保护孩子，挡住士兵的鞭子。以此，他认为，中国的父母，跟西方人一样，都爱自己的孩子。

这个问题，今天看，真不叫问题。但阿裨尔如此煞有介事的讨论，说明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的确还笼罩在迷雾中。

阿裨尔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人普遍对他人的痛苦，他人为生存而挣扎的命运，漠不关心。这个缺乏同情心的现象，也是他同时代的人关心的问题。

不过，阿裨尔对这个现象，从为中国辩护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企图拯救他人的命运，如果失败，有面临死刑的危险。不知道他这句话的依据在哪里，但他借此认为，中国人对他人的困难的漠视，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因而同样不是人的自然天性。（今天见老人不扶或者不能扶，俨然也成了问题）

（阿美士德使团其他人笔下的中国游记）

阿裨尔似乎很想给中国人一个公正的对待，正如他在本书开头宣称的那样。不过，在涉及到饮食，政治制度时，他却退回到西方人的传统中。

饮食方面，阿裨尔年前的观点，跟今天西方人还十分相似。他们都对中国人连动物的内脏，猫、狗、老鼠这些东西都能吃，表示不能理解，甚至深恶痛绝。所以，可以想象，当他们的船抵达天津后，第一次吃清政府为“贡使”准备的丰盛的宴席时，他们的态度：这些菜是满足眼睛而非口味，所以，他们尝试过后，都不再吃。

阿裨尔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跟后来马克思（生于年）等人阐述的“东方专制主义”，已经颇为接近。阿裨尔眼中的中国帝制，是卑鄙的、反复无常的专制统治。阿裨尔对中国帝制的批评，参照是英国——也是一种君主制，不过，阿裨尔显然忽略了英国的专制历史。

对于中华帝制的批评，主要是涉及使团觐见皇帝受挫事件时。阿裨尔，把英国人拒绝叩头，以致失败，理解为使团以及它背后有独立主权的英国，对傲慢的专制进行的反抗。

这种角色塑造，把英国想象成一个新的国家，而中国则是老大帝国。但跟后来我们熟悉的近代史不同，此刻中英实力对比，阿裨尔心中似乎还没有明确答案。——尽管阿裨尔对英国的医学（解剖图、预防天花的种痘）、科技（灭火器）有不同程度的信心，对于清帝国所展现出的国力多有嘲讽，但他还不能像我们后来的人那样无视清帝国。

促使这一切转变的开端——未必是事实，但却至少是观念——就是三十多年后广东洋面开始的那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