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白癜风专家 http://m.39.net/news/a_5941698.html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1）镣铐无处不在，但式样不尽相同。在西方绘画史上，画家们同样在戴着镣铐舞蹈，其中最沉重的一副镣铐倒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无所不在的文艺审查制度。1闻一多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诗歌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句话特指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因为格律诗人身上的束缚实在太多，非但对仗、韵部与起承转合的结构要让人处处留心，就连诗句里每个字的音调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甚至这音调还必须符合早已在现实生活中消亡的古音。但是，闻一多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镣铐应当被彻底打破，而是说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重镣铐的束缚，诗歌才显得格外地美。如同一场足球比赛，若是一点不守规矩，任凭“自由心声”来乱踢，球员或许踢得畅快，观众却一定看得兴味索然。西方文艺界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司汤达评论法国戏剧大师拉辛的创作说：“虽然戴上镣铐，依然英姿勃勃，优美动人。”司汤达所谓的镣铐，是指古典戏剧创作中必须依循的“三一律”（ThreeUnities），即一部戏剧的全部活动都要严格限制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同一条情节主线之内。镣铐无处不在，但式样不尽相同。在西方绘画史上，画家们同样在戴着镣铐舞蹈，其中最沉重的一副镣铐倒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无所不在的文艺审查制度。这种镣铐究竟是削弱抑或昂扬了艺术之美，也许并不容易判断。无论如何，审查制度也有其一番道理：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艺术创作，绘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引导人心的重任，而无论是教权还是王权，对任何可能影响世道人心的东西都怀着慎之又慎的态度。这些上流社会里教养良好的人当然在意一幅画在艺术造诣上的深浅，但在他们所在意的全部事情里，艺术——画家最为在意的事情——绝不会是最重要的。［法］雅克·路易·大卫《贺拉斯兄弟之誓》JacquesLouisDavid，OathoftheHoratii，［法］雅克·路易·大卫《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JacquesLouisDavid，LictorsBringtoBrutustheBodiesofHisSons，［法］雅克·路易·大卫《拉瓦锡夫妇肖像》JacquesLouisDavid，PortraitofAntoine-LaurentLavoisierandHisWife，所以画家与文艺审查官从来都是一对天敌，尤其当画家本人并不仅仅是一位只会雕琢的手艺人，而是也有相当程度的学养与见识，希望以画笔来表达自己心底所深信的一套价值观的时候，他所承受的镣铐就会比同侪沉重许多。倘若这个画家身上还在流淌着年轻的热血，偏偏又生活于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我们不难想到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遭际。再激进的画家，通常也不愿意事事都和审查官硬碰到底。但问题是，审查的标准永远会随着时局与人事的变迁而飘忽不定。虽然这难不倒那些老于世故的人，但画家无论变得怎样市侩气，总还会有几分天真未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David，—），法国绘画天才，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奠基人，青年时保持着虽不甚高明却绝不低俗的阅读趣味，一生对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又恰恰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后那空前动荡的年代，所以他选择的绘画主题，常常是很有思想倾向性的。我们现在以大卫的三幅名作为例：《贺拉斯兄弟之誓》（OathoftheHoratii，）、《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LictorsBringtoBrutustheBodiesofHisSons，）以及《拉瓦锡夫妇肖像》（PortraitofAntoine-LaurentLavoisierandHisWife，）。对于不甚了解那一段历史时局的人来说，如果得知这三幅画里有两幅在当时被禁止展出，肯定会判断是前两幅——即便不晓得这两幅画讲的究竟是什么故事。然而真实情况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确在被禁之列，而另一幅被禁的竟然不是看上去与前者相似的《贺拉斯兄弟之誓》，而是那幅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平安无害、一团和气的《拉瓦锡夫妇肖像》。《拉瓦锡夫妇肖像》的被禁完全是因为拉瓦锡的身份。拉瓦锡是法国贵族、成就卓著的化学家，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称他为现代化学之父。为同时代的一位贵族科学家绘制家庭肖像，这听起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最重要的是，拉瓦锡是雅各宾派，而这幅画完成于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在那个只消一丝火星就可以引发连串爆炸的年份里，法国皇室对雅各宾派人的一举一动都紧张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至于那幅《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恰恰完成于年。在画作正准备送往沙龙参展的时候，巴士底狱就已经被攻陷了。每到大厦将倾的时候，独裁者会做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防民之口，法王路易十六只是做了一件任何独裁者在相同局面下都会做的事情，即病态一般地加大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力度，于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因为绘画主题有可能激发民众的“不良情绪”而惨遭禁展。平心而论，文艺审查官并没有看走眼。在这般敏感时期，如果真心为国王的利益着想，大卫的这幅作品确实不宜展出。不仅如此，就连画面所讲述的那个故事，那个早已经广为流传的古罗马的历史传奇，也应当从书本上彻底删去才好。吊诡的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与《贺拉斯兄弟之誓》所讲述的故事，它们的相似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审查官面前它们只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事实上，《贺拉斯兄弟之誓》非但从没有被审查官刁难，甚至于这幅画的主题就是被法国皇室所指定的，大卫不过是忠实地完成了一件命题作品。2《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这幅画的题目直译过来，应当是《侍卫官把布鲁图斯两个儿子的尸体带给布鲁图斯》，讲述的是一则古罗马版大义灭亲的故事。公元前6世纪，卢西乌斯·塔昆尼乌斯·苏佩布斯（LuciusTarquiniusSuperbus）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僭取了罗马的王位，成为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七位国王，人称“荣耀者塔昆”。他一生里有两件事——丝毫与荣耀无关的两件事——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典故，非但使诗人和画家着迷，也给了政治家许多启示。第一件事，据李维《罗马史》的记载，王子塞克特斯（Sextus）刚刚征服了一座敌对的城市，派信使返回罗马给父王报信，说自己已经控制了大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才能够稳定局面。当信使来报的时候，荣耀者塔昆正在花园里休息，他听着信使的汇报，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忽然举起一根棍子向罂粟花丛横扫过去，将几株最高的罂粟花的花冠扫落，然后自顾自地走了。无奈之下，信使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去向王子交差，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整个经过。王子忽然会心，明白了父亲是要自己将城里素来有声望、有地位的人杀掉，这一来就没人敢生异心了。19世纪的英国画家塔德玛（LawrenceAlma-Tadema，—）以细腻还原古罗马风情著称，他有一幅《塔昆尼乌斯·苏佩布斯》（TarquiniusSuperbus，），画的就是这个扫落罂粟花的场面。时至今日，英语里还有所谓“高罂粟综合征”（TallPoppySyndrome），大略就是中国古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两千多年前那位暴君的无言之喻始终不曾过时。在荣耀者塔昆为世人留下的第二则典故中，他的儿子塞克特斯·塔昆依旧担当主角。在又一场侵略战争中，年轻骄横的王子竟然偷偷溜出军营，强暴了一名叫卢克丽缇娅（Lucretia）的美丽贵族女子。卢克丽缇娅是一名罗马将军的妻子，是罗马有名的贞洁贤淑的女子，她不甘受此大辱，自杀身亡。这件事在罗马激起了轩然大波，卢克丽缇娅的丈夫克雷提乌斯（LuciusTarquiniusCollatinus）与同族长辈布鲁图斯（LuciusJuniusBrutus）原本都是国王重臣，悲愤之下，他们联合起早已痛恨国王暴政的罗马人发动政变，将国王全家逐出境外。政变成功之后，罗马人认为国家不应该再设国王。他们拥戴布鲁图斯和克雷提乌斯联合执政，称为行政官（Praetores），罗马从此终结了王政时代，进入了具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国时代。这段故事在西方文明史上激发起人们长久的热情，不断有诗人添枝加叶，使故事益发丰满起来。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张力，诗人们甚至将布鲁图斯改写成卢克丽缇娅的父亲，尽管事实上卢克丽缇娅的父亲特里西皮提努斯（SpuriusLucretiusTricipitinus）确实也加入了政变的阵营，只是因为当时年事已高，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罢了。各种改编版本里最著名的，当属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卢克丽丝受辱记》（TheRapeofLucrece），简短的情节被铺陈得极尽雍容，还充斥着让人感觉永远读不到尽头的心理描写。很难想象现代人还有几个能读得下如此风格的古典文学名著，也许只有古代社会的慢时间才合得上它的节奏。于是，在经过重新演绎的故事版本里，王子在施暴之后扬长而去，而卢克丽缇娅忍住泪水，派人将父亲布鲁图斯和丈夫克雷提乌斯从军营里请来。她当着他们以及其他几位贵族的面，以极大的隐忍讲述了受辱的全部经过。她恳请他们为自己复仇，然后突然举刀插入了自己的心脏。［英］塔德玛《塔昆尼乌斯·苏佩布斯》LawrenceAlma-Tadema，TarquiniusSuperbus，［意］波堤切利《卢克丽缇娅的故事》SandroBotticelli，TheStoryofLucretia，—这幅画用到了“上帝的时间视角”，将故事的三个阶段同时展现出来：画面左侧表现王子意图施暴，右侧表现卢克丽缇娅的自尽，中心表现卢克丽缇娅之死激起了罗马的公愤。Come,Philomel…AndwhilesagainstathornthoubearstthypartTokeepthysharpwoeswaking,wretchedI,Toimitatetheewell,againstmyheartWillfixasharpknifetoaffrightmineeye…（夜莺啊……你总是将胸口抵住棘刺，以使你的锥心之悲时刻清醒。而不幸的我也学着你的样子，且让一把利刃抵住我的心，惊住我的眼睛……）这是卢克丽缇娅（莎士比亚称之为卢克丽丝）受辱之后的一段独白，她早已决意自尽了。她将自己比作夜莺——用词不是nightingale，而是Philomel——后者原是一位雅典公主的名字，传说她被姐夫强暴并惨遭割舌，后来化作夜莺，泣血悲啼。卢克丽缇娅唱出了自己最后的夜莺之歌，以鲜血作为歌声的终句。布鲁图斯和克雷提乌斯悲痛欲绝，他们召集罗马全民，向他们控诉王子的暴行以及国王的种种暴政，于是罗马人在激愤中逐出了国王及其家族，并从此将王政改为共和。——历史上许多以卢克丽缇娅为主题的绘画就是以这个故事版本为依据的，大画家如波堤切利（SandroBotticelli，约—）和提香都画过这个题材。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流亡的暴君时刻想要复辟，而在罗马形形色色的人物里总不难找到可以勾结的小人。但是，令大家不曾想到的是，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在诗人的版本里也就是卢克丽缇娅的两个兄弟，竟然成为暴君的帮凶，密谋颠覆父亲亲手打造出来的新共和国。阴谋败露之后，布鲁图斯下令处决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共和国与亲子之间，他怀着极大的痛楚选择了前者。［意］雷尼《卢克丽缇娅自杀》GuidoReni，TheSuicideofLucretia，这是一幅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描绘卢克丽缇娅将刺入胸膛的匕首拔出时的场面，血滴从创口飞溅出来，右臂肌肉紧绷，左臂的姿态给人感觉她正在表白自己的无辜，眼神里混杂着对生命的绝望以及对复仇的期待。大卫《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描绘的就是这两个年轻的阴谋家刚刚被处决之后的场面：画面左侧的阴影里，侍卫官抬进了冷冰冰的尸体，布鲁图斯端坐不动，不肯回头多看一眼，他的脸色似乎坚毅而无情，但双脚交叠的姿态明显透露出心底的悲痛与挣扎；他的身后是一座象征着罗马的女神雕像，高过所有的人；画面右侧是明亮的颜色，布鲁图斯的妻子绝望地张开手臂想要拥抱儿子的尸体，而两个小女儿满脸都是恐惧，一个以手掌挡住眼睛，不敢看眼前这血腥而伤心的一幕，另一个已经晕倒在母亲的怀里。大卫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悲情的伟人，这位伟人为了罗马的利益与正义不惜以下犯上，驱逐暴君；同样为了维护罗马的利益与正义，不惜亲自下令处决了亲生儿子。画家以布鲁图斯的榜样告诉世人：国家利益重于一切，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人，无论他是宝座上的国王抑或膝下的爱子，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剪除。所以不难理解，在巴士底狱刚刚陷落的年，国王路易十六的确不愿意让如此一幅充满煽动力的绘画出现在公众面前。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样的顾虑绝对算不得杯弓蛇影。3《贺拉斯兄弟之誓》同样取材于一则古罗马的故事，17世纪的法国戏剧大师高乃依根据这则故事创作成诗剧《贺拉斯》，所以法国人对这个题材丝毫不感陌生。大卫就是《贺拉斯》一剧的忠实观众，甚至剧中大段大段的台词他都能流畅地背诵出来。《贺拉斯》是一部饱含英雄主义色彩的悲剧，上演的是罗马与邻国阿尔巴隆格（AlbaLonga）交战期间的一幕。罗马与阿尔巴隆格相距不过19公里，在太平无事的年岁里，常有罗马的女人嫁到阿尔巴隆格，也有阿尔巴隆格的女人嫁到罗马，就这样在一代代人生儿育女的时间流淌中，两国人无论是谁，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点沾亲带故。如果说两国风俗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罗马人更多一些好战的精神，喜欢开疆拓土，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终于有一天，罗马人觊觎起咫尺之遥的阿尔巴隆格了。这是迟早的事，任何人都不会意外。［意］穆拉《贺拉斯杀妹》FrancescodeMura，HoratiusSlayingHisSisteraftertheDefeatoftheCuriatii，约但这场战争并不好打，原因不在于阿尔巴隆格拥有多么坚固的城池或者雄厚的武备，而是因为“每个士兵都抬头望向敌营，/谁认不出一位亲戚或一个朋友”。于是，就在两军阵前，就在冲锋对垒即将开始的时刻，阿尔巴隆格的统帅走到阵前，向罗马人发话说：“让理智照亮我们的灵魂吧，/我们世代为邻，彼此是儿女亲家，/两国通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纽带，/哪家的孩子不是对方的亲戚？/……不如我们各自推选几名战士，/由他们的胜负决定两国的祸福，/命运一旦对他们做出裁决，/败者就向胜者俯首听命。”双方就这样约定，各自派遣三名武士代表本国参加决斗。罗马人选出的是贺拉斯三兄弟，而这三兄弟中，后来成为故事主角的那位贺拉斯，他的妻子萨皮娜正是对方武士居里亚斯的姐姐，这位居里亚斯同时还是贺拉斯的小妹妹卡米尔的未婚夫。对于贺拉斯一家的女人来说，无论这场决斗谁胜谁负，死掉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女人的柔情无法动摇勇士的斗志，父亲老贺拉斯的出面更是制止了萨皮娜和卡米尔对贺拉斯的纠缠：“怎么，孩子，难道要听任感情的摆布，/跟着女人家虚度时光么？/……快去吧，任由女人去埋怨命运的捉弄。/战斗吧，她们的软弱只能使你们优柔寡断。”萨皮娜心灰意冷，拉着卡米尔说：“走吧，姑娘，走吧，再哭也没有用的，/品德高贵的人不会被女人的眼泪动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伤心和绝望中煎熬，/就让勇士们去厮杀吧，让我们死掉。”老贺拉斯以国家大事为重，鼓舞儿子上阵杀敌，去勇敢地杀掉媳妇的兄弟和女儿的未婚夫，杀掉那些从未与罗马结怨的阿尔巴隆格人。大卫的画作表现的正是这个场面：画面正中的那个红衣老者就是老贺拉斯，他高举三柄利剑，将要交在三个儿子的手里；画面左侧，贺拉斯三兄弟以同样的英武姿势站立着，各自伸出一只手，以庄严的姿态盟誓；画面右侧是贺拉斯家庭里饱受煎熬的女人们，萨皮娜和卡米尔悲伤而无奈地合上眼睛；所有人在画面背景那三座幽深拱门的衬托下，宛如雕塑。故事的后文是，决斗的六名武士中只有贺拉斯（萨皮娜的丈夫）一人生还，是他为罗马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贺拉斯满怀骄傲地回到家里时，妹妹卡米尔只是哭泣着哀悼未婚夫的死亡，甚至诅咒起她的祖国罗马。贺拉斯勃然大怒，拔剑杀死了妹妹：“谁敢为罗马的敌人哀哭，/谁就该遭到这样的惩罚！/……不要说她是我的至亲骨肉，/咒骂祖国的人已经背弃了自己的家。”意大利画家穆拉（FrancescodeMura，—）有一幅《贺拉斯杀妹》（HoratiusSlayingHisSisteraftertheDefeatoftheCuriatii，约），描绘的就是这个大义灭亲的场面。这是一幅巴洛克风格的绘画，为了表现出疯狂而混乱的气氛，画家特意增加了许多本不相干的人物。卡米尔之死很容易引发现代人的同情，但我们也不难想象，老贺拉斯完全站在儿子的一边，说卡米尔之死是罪有应得。罗马国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慈悲，下令让将卡米尔与她未婚夫合葬。而面对萨皮娜声泪俱下的控诉，国王的劝慰简直如同出自老贺拉斯之口：“萨皮娜，要振奋起你的精神，从高尚的心胸里逐出软弱的情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它曾经振奋过多少法国人的爱国之心。4在创作《贺拉斯兄弟之誓》的时候，大卫刚刚成名。大卫的绘画生涯一开始走得并不顺遂，他好几次踌躇满志地参加罗马奖绘画竞赛，每一次却都是铩羽而归，搞得他心情低落，几乎想要自杀。后来大卫好不容易才得到人们的认可，而这个初出茅庐的已经不甚年轻的画家意外地受到法王路易十六的欣赏。路易十六堪称当时法国最有艺术品位的精英之一，他从大卫的身上看出了不凡的光亮，于是给了大卫极大的恩宠与殊荣。他相信这样卓越的艺术家理当以才华为国家服务，而风雨飘摇的帝国也确实需要一些足以凝聚人心的艺术佳作。于是，路易十六委托大卫创作一幅以贺拉斯兄弟的故事为主题的绘画，他希望这样一幅作品可以激发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鼓舞起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而义无反顾、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当然，在“朕即国家”的政体下，所谓国家利益无外乎就是国王的利益。法国是国王的法国，不是法国人的法国。大卫荣幸地接受了国王的委托，而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他想到要精当地表达罗马题材就必须到罗马去创作。路易十六的恩宠使大卫结识了一名专做皇室生意的巨富并娶了巨富的女儿。在岳父的资助下，大卫带着妻子与学生远赴罗马，这在常人看来，认真得近乎夸张了。［法］雅克·路易·大卫《网球场誓言》JacquesLouisDavid，TennisCourtOath，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五年之前，大卫完成了《贺拉斯兄弟之誓》。在当时的巴黎，人们期待一幅重要的画作在沙龙展出正如今天的人们期待一部电影大片的公映。在克服了一些心怀妒忌者的苦心刁难之后，大卫的新作在巴黎一如预期地引起轰动。人们确实从这样呼唤崇高精神的艺术品中感受到了某种“灵魂的洗礼”，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爱国主义凝聚力，然而反讽的是，这样的凝聚力完全不是路易十六当初所预期的。路易十六不曾想到，仅仅五年之后，一些第三等级的“乱民”恰恰以这幅画上贺拉斯兄弟的姿态举手宣誓，呼吁权利，要与路易十六抗争到底。这次事件，因为发生在一家网球场里，故而史称“网球场誓言”（TennisCourtOath），而大卫亦已改变阵营，甚至在年创作了一幅新作，题目就叫《网球场誓言》（TennisCourtOath，）。翌年即是年，是法国废除王政、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年。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大卫的那幅《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那是古罗马废除王政、建立罗马共和国的故事。5《网球场誓言》非但不曾着色，人物形象也没有勾画完整。这其实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天真的画家试图以画笔记录时政大事的时候，并没想到绘画的速度赶不上时政变化的速度。画面上这些激昂盟誓的人仅仅在第二年就四分五裂了，其中许多“革命英雄”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动分子”。于是，“画家直接描摹时政大事”这一划时代的创新仅仅昙花一现，不但大卫本人痛定思痛，从此改弦更张，他的同时代乃至后世的画家也都从这幅画身上汲取了教训。［法］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EugèneDelacroix，LibertyLeadingthePeople，［法］德拉克洛瓦《希阿岛的屠杀》EugèneDelacroix，MassacreatChios，［法］籍里柯《梅杜萨之筏》ThéodoreGéricault，TheRaftoftheMedusa，这并不是说画家一定要远离时政。时政当然还是要画，画家的社会关怀当然也可以表达，但是，还是以寓言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吧。以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Delacroix，—）的两幅名作为例：《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LeadingthePeople，）创作于年，表现的正是当年爆发的“七月革命”，时政意涵可谓力透纸背，但画家的聪明之处在于，画面上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自由女神当然纯属象征，而追随自由女神的那些战士，他们各异的衣着打扮显示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对某一个特定阶层的象征。再如《希阿岛的屠杀》（MassacreatChios，），这是年的作品，表现的是真实发生于两年前的一场惨案。希阿岛是希腊的一座大岛，坐落在爱琴海上，与土耳其隔着一座希阿海峡。希阿人上千年来都以国际贸易著称，他们的商船遍布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所以希阿人从某个角度来说称得上是“世界公民”，并没有很强的祖国和领土意识。当土耳其人建立“世界霸权”的时候，希腊诸岛不堪被异族压迫，以武力争取独立，而希阿人对此并没有很高的热情。事实上，土耳其人任由希阿人全权处理贸易事务，甚至希阿人在伊斯坦布尔也有很高的地位。年3月，几百名希腊战士登上了希阿岛，将岛上的土耳其人击溃。战斗中他们烧毁了一艘土耳其战舰，舰上全部官兵在大火中无一幸免。土耳其人被激怒了，派出四万援军大举开赴希阿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烧毁市镇，将三岁以下的幼儿、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和四十岁以上的女人全部杀掉，除非他们愿意改宗伊斯兰教。大屠杀过后，据估算大约有两万死难者，还有不少于这个数字的人流亡岛外，从此散居于欧洲各地，德拉克洛瓦这幅作品描绘的就是这件震动欧洲的惨案。《希阿岛的屠杀》在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不过集中在艺术范畴而非政治范畴，虽然画家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屠杀之惨烈，但对于法国观者来讲，画面与其说描绘了一件政治时事，不如说是描绘了一个新闻事件。因为，无论希腊独立运动再如何翻天覆地、荡气回肠，毕竟是外国的事情。法国画家籍里柯（ThéodoreGéricault，—）的《梅杜萨之筏》（TheRaftoftheMedusa，）也是时政主题的名作，取材于年法国海军的一桩丑闻：一艘法国军舰遭遇海难，无能的舰长和高级军官们弃船逃生，名乘客和船员仓皇间打造了一只木筏，在船沉之前攀上木筏在大海上漂流求生；经过13天的磨难，幸存者终于获救，但人只剩下了15人。籍里柯在年完成了《梅杜萨之筏》，再一次揭开国人心底尚未愈合的伤疤，也刺激着同胞们对当时正在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反感。籍里柯作画时不过27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就是这样一幅无畏地揭露祖国阴暗面的作品，也不曾落到《网球场誓言》那般的命运，这是因为籍里柯表现的是一桩“新闻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归根结底，画家们的种种谨慎，都源于大卫那幅《网球场誓言》留给美术界的“政治遗产”，而《网球场誓言》本身也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而在绘画史上显得弥足珍贵。画家的立场：以雅克·路易·大卫为线索（2）科里奥兰纳斯所遭遇的民主正是这种模样的民主。在西方社会的传统里，在现代民主诞生之前，“民主”一词具有毋庸置疑的贬义，它的含义几乎可以等同于“暴民政治”。人们厌恶民主，因为苏格拉底就是死于民主之手，耶稣基督也是在人民的呼声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之年，雨果名著《九三年》特特选定的时代背景。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新政府处决，头颅被他当年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斩落下来，这件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空前高潮。画家大卫作为知名的雅各宾派人，早已从国王的宠儿变为新政府的显要，在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书上就有大卫的亲笔签名，正是这件事导致了保皇派的妻子毅然与他离婚。在大卫自己看来，支持判路易十六死刑是一件虽有不忍却义所当为的事情，无论换作贺拉斯兄弟或布鲁图斯，都会为着国家利益做出同样的事情。而在大卫的妻子以及其他心地软弱的妇人看来，路易十六待大卫实有知遇之恩，大卫的做法无疑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行径。创作出《贺拉斯兄弟之誓》与《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的大卫，始终有着罗马共和制情结以及不惜大义灭亲的品格，他那两幅名作在感动别人之前早已经首先感动了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清局面了。当年他的《拉瓦锡夫妇肖像》受到路易十六当局的禁展，因为拉瓦锡虽然既是贵族又是知名的化学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雅各宾派人。然而现在，在王政覆败、雅各宾派人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拉瓦锡明明还是当初的拉瓦锡，却不知为什么在政府宣传中就变成了反动分子，变成了应当被法国人民打倒批臭的对象。后来，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终于成功地公报私仇，称拉瓦锡为人民公敌，就在路易十六死后的第二年，拉瓦锡被斩首于断头台上；然而，就在拉瓦锡去世的前一年，马拉就已经遭遇意外，被一名叫作夏洛特·科尔黛的女刺客刺死在自家的浴缸里。［法］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JacquesLouisDavid，TheDeathofMarat，［法］鲍德里《夏洛特·科尔黛》Paul-Jacques-AiméBaudry，CharlotteCorday，［委内瑞拉］迈克莱纳《夏洛特·科尔黛被带上刑场》ArturoMichelena，CharlotteCordayBeingConductedtoHerExecution，文献记载，科尔黛在行刺的当天还继续着自己的读书习惯，那天读的是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这本书恰恰也是大卫的最爱，是他绘画时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然后她拿着一份名单求见马拉，说名单上都是新政府的敌人的名字。马拉有皮肤上的疾患，每天都要长时间地泡在浴缸里，于是为了方便工作，他在浴缸旁边安置了一个小小的桌案，他常常就泡在浴缸里批阅文件，批准一个又一个反动派的死刑。科尔黛见到马拉的时候，马拉一如往常那样泡在浴缸里办公，他高兴地承诺科尔黛说名单上的这些坏蛋在下个星期之内都会死在断头台上，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刺杀突如其来：科尔黛拔出了藏在衣服里的匕首，一击便刺中马拉的要害，这是年7月13日。仅仅四天之后，科尔黛便被推上了断头台，而马拉赢得了一场由大卫主持的风光大葬。大卫还在同年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TheDeathofMarat，）。画面上，马拉面容肃穆，只有深沉之感而不见任何痛苦，他的左手握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年7月13日，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你自命仁慈，却给我带来莫大的不幸。”事实上，马拉接到的应该是科尔黛提供的一份假名单，而画面上描绘的那张字条是科尔黛被捕时从她身上搜出来的，大卫将它“移植”到马拉手里，并且加上了日期。马拉握笔的右手无力地垂在浴缸外——大卫一定不想告诉观者，马拉的这支笔本来还会判决太多人的死刑。马拉的桌案上有一张纸钞压着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请将这点钱交给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共和国献出了生命。”这个感人的细节完全是大卫虚构出来的，大卫深谙装扮一位英雄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渲染他的丰功伟绩，而是要抓住一件小事来凸显他的亲和力，击中大众心窝最柔软的地方。这与其说是画技，不如说是一种兼具聪明与诡诈的宣传伎俩。无论是赞叹它还是鄙视它，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对后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启发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平心而论，创作这幅画，大卫或多或少有点为形势所迫。但无论如何，虽然有过《网球场誓言》的教训，可他这回半天真、半侥幸地相信：死人总可以盖棺定论，不至于哪天突然由英雄变成魔鬼。《马拉之死》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卫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这幅画将政治运动渲染出神圣的宗教气氛，将被刺而死的马拉渲染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感觉。至于女刺客科尔黛，这个邪恶凶残的女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人们不需要反面教材的时候，这个人完全不值一提，当然更不值一画。然而历史再一次讥讽了大卫的天真。就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夏洛特·科尔黛赢得了法国人最广泛的同情。被誉为法国19世纪第一位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拉马丁将自己的六卷本巨著《吉伦特派的历史》题献给夏洛特·科尔黛，称她为“天使刺客”（langedelassassinat）。这个满怀爱意的称呼迅速在法国不胫而走，画家们也开始钟情于科尔黛的形象。法国学院派画家鲍德里（Paul-Jacques-AiméBaudry，—），以一幅《夏洛特·科尔黛》（CharlotteCorday，）重新描绘行刺当天的场景：科尔黛立在窗边，分明是一个美丽、端庄、坚毅的女子，而死在浴缸里的马拉，那因痛苦而痉挛的脸部肌肉绝不会使观者对他产生任何好感。成名于巴黎的委内瑞拉画家迈克莱纳（ArturoMichelena，—），绘有《夏洛特·科尔黛被带上刑场》（CharlotteCordayBeingConductedtoHerExecution，），科尔黛被描绘为英勇无畏的就义者，而那几个推她上刑场的“胜利者”却要么显得麻木不仁，要么显得猥琐可憎。画家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感情用事，而是有着坚实的史料依据。科尔黛被捕受审的时候，完全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态度，坚称行刺之事再与任何人无关。而在行刑的当天，一名行刑者竟然在刀锋斩落之后提起科尔黛的头颅连扇耳光。据旁观者说，科尔黛那颗已经脱离了身体的头颅上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神色。科尔黛的屈辱并没有因此结束，行刑之后，当局立即安排了一场验尸，因为他们相信科尔黛定不是处子，一定是在床笫之间受到了某个男人的蛊惑。然而验尸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徒然给这名刺客的头上增添了圣者的光环。究竟谁对谁错？究竟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大卫倘若有幸能看到拉马丁的书，能看到鲍德里和迈克莱纳的画，不知道是会勃然大怒，还是会退而深思？但是，无论如何，就算在画出《马拉之死》的当时，大卫就已经感觉到一些隐隐的不安了，他不曾想过这个革命的、人民的、充满激昂向上的热情的新政坛似乎比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旧制度还要恐怖百倍。到了这种人头滚滚、杀戮已成家常便饭的时候，再迟钝的人也该生出一丝不安与犹疑吧？2如果说画家在本应属于自己的头衔之外还对其他什么头衔怀有期待的话，那么这个头衔就是“思想家”。相得益彰的是，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常常怀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倘若在某一个领域成绩出众，那么他对于其他领域一定也有不错的洞见，哪怕其他领域对于这位厉害人物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种心理毫无逻辑，大众只是天然感觉到“厉害人物”就是比普通人更有发言权。意大利画家萨尔瓦多·罗萨（SalvatorRosa，—）是个自恋成癖的人，画过一系列穿着各种服饰的、充满戏剧效果的自画像，其中他最钟爱的，也是在绘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一幅打扮成落魄的哲学系学生的肖像，被称为《扮成哲学家的自画像》（Self-portraitasaPhilosopher，约）。这幅画表达了很多画家潜藏的心声：仅仅作为一个追求视觉效果的画家是不够的，作品应该具有所谓“思想深度”，做一名哲人型的画家才是最理想不过的。但哲人有其先天的劣势：倘若你的思想水平能得到同时代普罗大众的广泛认同，那就说明你的层次不过和一般人一样；倘若你的思想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那么你必定孤独寂寞，不但得不到别人的理解，甚至会招致铺天盖地的诋毁和谩骂。从这个角度来看，罗萨的《扮成哲学家的自画像》确实一语中的：只要不是出身显贵，一生含着金汤匙，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是那副桀骜不驯却穷愁潦倒的样子。［意］萨尔瓦多·罗萨《扮成哲学家的自画像》SalvatorRosa，Self-portraitasaPhilosopher，约在画家右手握着的那块木版上镌刻着拉丁语箴言，大意是：“沉默吧，除非你的话比沉默更有价值。”大卫就是一个很有哲人倾向的画家，而且很希望以作品的“思想深度”在第一时间影响社会。无论是《贺拉斯兄弟之誓》还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乃至他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在固执地以哲人的姿态向社会宣讲着什么。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宣讲总是合乎时宜，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同的。3在艺术创作领域里从来没有什么“客观表现”，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主观的，只是主观的程度有别罢了。无论是诗人、画家、小说家、剧作家，在你考虑着选择怎样的题材时，就已经踏出了迈向主观判断的第一步。是选择主题A还是主题B，在现成的素材中是选择贺拉斯的故事还是选择布鲁图斯的故事；有了选择之后就是裁剪，要判断出在作品有限的范围里保留哪些元素，舍弃哪些元素，哪些要浓墨重彩，哪些要轻描淡写，哪些要添枝加叶，哪些要无中生有……既然大卫在自己的作品倾注了大量的主观色彩，将绘画当作思想宣言来展示，那么，至少出于无害的趣味性，我们不妨选几幅其他画家的作品，与大卫的作品做一番思想上而非艺术上的交锋。从罗马史的题材里选择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尼古拉斯·普桑的《科里奥兰》（Coriolan，约—）吧。有必要交代的一点背景是：普桑是17世纪的法国画家，在巴洛克风格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却坚持着线条清晰、构图稳重的古典主义路线；普桑的作品对大卫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前者的风格被称为古典主义风格，后者则开创了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就是说，从绘画史上来看，这两个人着实渊源不浅。他们甚至连遭际都很相似，大卫深受路易十六的器重，普桑则得到路易十三的殊宠，被赐予国王首席画家的尊号。普桑也很喜欢以古代的历史传说入画。科里奥兰，英语拼写为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古罗马的一名将军，大卫很爱读的那本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就记载有他的事迹。西方人熟悉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莎士比亚以此素材写有一部《科里奥兰纳斯》（TheTragedyofCoriolanus），使这个人物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个文化符号。知识阶层不断讨论和阐发着他所体现的政治含义，普罗大众则简单地将这个名字与铁腕独裁者的形象联系起来。事实上很多中国读者也接触过这个名字——年公映的美国电影大片《饥饿游戏》（TheHungerGames）里那个面容冷峻、心肠严酷的总统就叫作科里奥兰纳斯·斯诺（CoriolanusSnow），原作者苏珊·柯林斯之所以为角色设计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科里奥兰纳斯这个名字本身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已经有了足够明确的指向了。在将科里奥兰纳斯打造成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这件事上，莎士比亚居功至伟。《科里奥兰纳斯》是他最后的一部悲剧，也是对史料最为忠实的一部。因为剧中的台词精彩有加，所以我在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忍割爱地引用一部分莎士比亚的版本，当然，前提是不会干扰读者对普桑《科里奥兰》所绘之场面的妥当理解。科里奥兰纳斯原名卡厄斯·马歇斯（GaiusMarcius），是罗马的一名战功显赫的将军。因为在科里奥利之战中单枪匹马地杀进敌营，攻城拔旗，挫败罗马宿敌伏尔斯人，所以被授予科里奥兰纳斯这个荣名。全罗马没有人比他勇敢，也没有人比他率真，但率真虽然说起来是一项美德，实际上却总会招致大多数人的反感。人类社会正常有序的社交生活是由无数谎言维系的，有善意的谎言，有恶意的谎言，有仅仅出于礼仪惯性的谎言，有为了弥缝上一个谎言而不得不继续编下去的新的谎言。可想而知，倘若人人都只说真话，那么政府将会倒台，公司将会分崩离析，婚姻将会破裂，家庭也不再是温馨可爱的所在，肢体冲突将不断在街头巷尾发生，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将只能用“惨烈”一词来形容。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在一个小社会里，人人都是最普通不过的性格，却只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只说真话而无所顾忌，那么他的这份率真会得到大家的欣赏吗？如果能够做出这样一番想象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科里奥兰纳斯的处境。论身份他有贵族血统，论功勋他堪称罗马的柱石，论英武他勇冠三军，他确有十足的率真的资本，也有十足的理由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些卑微的民众。然而此时的罗马已经从贵族寡头制迈向民主了，人民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在日渐衰微的元老院里塞进了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两个护民官，而他们的呼声——人民的呼声——渐渐有了左右罗马政局的力量。所以，聪明的政客无论心底多不情愿，也会对人民表现出虚伪的尊重。［法］尼古拉斯·普桑《科里奥兰》NicolasPoussin，Coriolan，约—只有科里奥兰纳斯永远心直口快，所以很快就使自己变成了全罗马最引起民愤的人。他的战功本应使他毫无争议地荣升执政官，但是人民刚刚因为想到他的功勋而赞同，转眼又因为恼恨他的无礼而反对，群情汹涌而反复无常。科里奥兰纳斯掩饰不住对群氓的厌恶：Iwouldtheywerebarbarians,--astheyare,ThoughinRomelitterd,--notRomans,--astheyarenot,ThoughcalvditheporchotheCapitol…（大意：我真希望他们是野蛮人而不是罗马人，尽管这些畜生真是在罗马出生的，真是在罗马神殿的门廊里产下的崽子……）科里奥兰纳斯无法接受自己竟然和这样一群人是同胞，正如一个人不幸诞生在猪的领地，不得不接受自己和猪荣则共荣、辱则共辱的事实。但人难免看不起猪，科里奥兰纳斯也用上了极具侮辱性的字眼：calvd和litterd同义，特指动物下崽而不是女人生子。这种话当然会激怒对方，于是争执与谩骂迅速升级，民众甚至要表决将科里奥兰纳斯处死，务必要这个藐视群众的人认识认识群众的力量。终于在贵族元老们的劝解下，激愤的人们退而求其次，坚持要将这个国民公敌驱逐出境。这个场面很能体现群众的力量：当有人提出放逐的提议时，得到的回应是异口同声的反复狂呼：“必须执行！必须执行！”任何人处在科里奥兰纳斯的位置上都会心理崩溃，无论他有多深的城府。莎士比亚为此时此刻的科里奥兰纳斯安排了一段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台词，这是全剧的一处高潮：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