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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语的东罗马与拉丁语的西罗马还没有正式分裂时，希腊人就已经以神秘为特征而与以理智著称的拉丁人分庭抗礼了。国家教会，古代迷信，异邦习俗，无论从东到西，无论从南到北，都聚集在拜占庭这座城市中，糅合一起，上至宫廷学者，下至街边乞丐，无不处于神秘的漩涡之中。圣贤与法师同处宫廷，僧侣与术士各展神异，东罗马神秘主义历史注定包括教会传承的神秘主义（mysticism）与密传学院所沉思的神秘主义（esoterism）以及民间习俗并异教隐秘学说（occultism）。也因为这个缘故，直到一百年前，希腊这个词依然和古老神秘具有等同意义，正如埃及之于罗马人一样。

相比遭受哥特人荼毒的西罗马，东罗马的历史无疑更复杂，各种不同神话背景以及相关信念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间分别流传。

异教这个词来自于乡村的，因为早期基督教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传播，因此乡村是最晚同时也是基督教化最弱的人口聚集单位。尽管城市并非完全不与乡村沟通，皇帝也并非没有进行推广，但过去的习俗在没有受到暴力制止的情况下不会就这么消失。在以希腊文化为核心的乡村，异教习俗——广泛意义上的异教在拜占庭早期正渐渐消退，顽固留存的大多是习俗——依然是希腊语奥林波斯神系的仪式。

在拜占庭早期，埃及祭司和希腊祭司依然存在，但也只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渐渐式微，直到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了埃及神庙。随着帝国祭祀的改变，这些连续的仪式和信念不再系统性公开出现，但它们依然以特定的迷信和口诀的方式留下来。公元十世纪的新神学家西默盎在其著作中记载，拜占庭的酒工在酿酒榨葡萄的时候依然会仪式性的诵念带有酒神狄奥尼索斯名号的短语，足见异教习俗在民间的影响力。

相比作为习俗留存的古老神系，另一支异教思想的延续就要光明正大的多，它甚至大摇大摆的进入了拜占庭宫廷。这就是柏拉图密传。当柏拉图的雅典学院还存在的时候，在学院小圈子中就有一系列以柏拉图以及其继任者为核心的秘密传授，该传授虽然核心集中在对于最终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但其延申出现的思想和仪式超出了单纯的哲学的范畴。这部分内容随着后世不断丰富和传递，最终形成被今人以古典魔法一词熟知的内容。

在罗马人攻入雅典后，雅典学院灭亡，五百年后又有其思想继承者，新柏拉图主义者在雅典重建学院，尽管这些继承者同柏拉图继承人并没有明确外在传承关系。查士丁尼大帝终止了新雅典学院，导致诸多哲学者（同时也是魔法师）带着文献前往波斯，寻求萨珊帝国庇护，直到拜占庭与萨珊交好，许多哲学家才从波斯迁回拜占庭生活，其弟子嫡系则进入宫廷作为国师学者为皇帝效力，而留在波斯的希腊哲学则被叙利亚基督徒所研究保留。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希腊一词染上了古老神秘的色彩，因为希腊哲学家深入探讨心智与灵魂，而这些看不见的事物属于神秘的最终宇宙秩序。

最后就是帝国教会。帝国教会由公元一世纪纳匝勒人耶稣创立，在帝国早期同诸多同样来自近东的秘密宗教竞争，最终发展壮大，并在东方皇帝迪奥多西与西方皇帝格拉提安共同敕令下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教会以其特别思想与神迹在罗马帝国内流行，并受到皇帝青睐，它代表的是相对于新柏拉图学者与奥林波斯神系的另一类神秘主义思想。教会与想象中有些不同，因为教会的构成人员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罗马社会的，因此一些拜占庭希腊人流行的思想或习俗也受到教会的考量。例如，大巴西略曾参考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之一普罗提诺的意见认为邪恶之眼是恶魔受到恶念驱使产生的现象（普罗提诺认为该现象来自于眼中释放出的恶念）。金口圣若望则批评了教民中流行的在小孩头上涂泥巴以预防邪恶之眼的习俗，尽管他根本不相信邪恶之眼，因为他认为是眼接受光形成视觉而非眼发出光，但他仍建议在额头以水涂画十字号为小孩更好，另外他也批评了听鸟叫以判断邪恶之眼的习俗。

因此，在阅读拜占庭人历史中的神秘思想或者说迷信时，可以发现，以上三者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或者说不能共处于拜占庭社会中的，历史往往较为复杂，在争斗之外可能还有一丝宽容在其中。在看见一些多种不同信念混杂出现在拜占庭社会中时，也可以稍微接受一些。

拜占庭早期

邪恶之眼是流行于爱琴海地区的迷信，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被记载在文本中。它有很多名字，Phthonos，Baskania，Baskosyne，Baskanos，Ophthalmos。这种古老的迷信横跨欧亚，最早见诸于苏美尔咒语中。在苏美尔人的神话里，邪恶之眼来自于一条被诸天神压制的恶龙，穆修胡修，其名意为龙蛇，是提亚马特所生的十一恶兽之一。

与邪恶之眼相关的迷信认为，只要人表现出自己的好，比如展示自己的美，或是夸耀自己的运气和德性，就会因此遭受到与之相应的不幸。在传说中，这是来自阴影中的凝视，它发自人的嫉恨或是邪物的阴暗本性。这时人就会用某些所谓的缺陷将人保护起来，例如用泥巴涂抹小儿的脸，佩戴金银制作的特定首饰转移他人注意力，或是使用贵金属制作的护身符对抗。从亚历山大时期开始，就出现人们将印有皇帝头像的钱币穿在一起佩戴在身上，作为护身符的习俗，即使后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金口圣若望批评这种习俗也难以禁绝。

这是拜占庭帝国内最古老的对抗邪魔的民间习俗。

当基督教刚刚在弗里基亚与希腊兴盛的时候，魔法和巫术早已在东罗马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希腊传统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如同罗马人那样的制度性祭司系统，尽管每个城邦都有专门的祭司执掌对应神祇的神庙，但只要发出愿望，那么就可以向神明祭祀，这意味着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暂时性的担当了神明的祭司。在乡村中这个特点更明显，庆典是节期性或是事件性的，祭祀则是村落典礼的核心，其执行者并非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而是村庄的领袖。

对于灵物，或者说邪魔的信念也是希腊人的一大特征。自更古老的希腊时代开始，爱琴海地区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埃及人相信恶魔存在，它们大多都是神明的奴仆，属于神明中的下级存在者，但它们也能自主行动。不过，在埃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恶魔这样的理念，因为神明和恶魔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恶魔，一种是守护特定场域的守护者，另一类则是灾祸携带者。相对的，美索不达米亚观念中的恶魔就更明确一些，它们是死阴幽谷的生物，冥府之神的眷属，深渊七魔，当它们来到人间时就会给凡人带来灾祸和恐惧。这样的理念也影响了希腊人，在德尔菲出土的献给医神阿波罗的还愿铭文提及来自死者世界的邪恶精灵，而这种灵物无处不在，遍布大气之中。

除了希腊人本身的习俗外，随着外来如巴比伦和埃及的文化涌入，占星术与各种魔法也在城市中蔓延，它们有些被记录在专门的书籍中。实际上早期此类魔法医学书非常多，无论是治愈或是去魅，都归于医师。在希腊罗马传统中，驱逐附身邪魔就是医神的工作，而遇到感冒发烧等疾病时，除却草药外也会有对应的仪式或者咒语，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会收集一些这方面的医学书使用，因为从地中海沿岸遗迹中发现了大量护身符与此类文本。因为这个缘故，罗马医师塞尔苏斯在听闻耶稣及其门生驱逐邪魔的事迹时，认为耶稣不过是利用了某种医学上的咒语，而耶稣的门生沿用了这种外来咒语以施行各种奇迹。可以想见，新约圣经里面声称当厄弗所的众人听从耶稣的教导后，在城市中心立了一个大火堆，往里面投了许多魔法书，并不是某种文学上的夸张描述。

许多后世沿用的下级魔法书也正是东罗马帝国早期写成的。希腊语魔法纸莎草最晚一批写成于这个年代，里面有大量日用咒语和魔法，例如利用一个小咒语寻找失物。犹太人的诸多魔法秘密书也大抵是这个时期写成，里面大量借用了这些魔法，这些犹太人咒语因为其与雅威崇拜的亲缘性，成为日后影响拜占庭魔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罗门遗教也是这个时代写成的，据称它脱胎自一部更古老的医学魔法书，这部书与其他作品不同，相比那些治疗感冒发烧或者招财的咒语，这部书详细描述了不同恶魔的特性以及克制它们的方法。最后，赫尔墨斯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兴盛起来的，其中对于拜占庭魔法医学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齐兰尼德（Kiranides）则是一部专门描述如何进行医学治愈的赫尔墨斯主义作品，该作品认为世间的植物矿物动物都有其特性，因此可以作特定医学用途，例如用某种物体的某种特性治愈疾病，或是安抚神明，驱赶恶魔。

在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教团。虽然新柏拉图主义属于一种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但因为其世界观架构涉及大量对于超性之物的论述和信念，因此称他们为教团也不为过。新柏拉图主义在多个不同地区流传，叙利亚，北非，希腊，罗马，但其中心在希腊雅典，即普罗克洛建立的新雅典学院，不过他并不是该学派的创始人。

新柏拉图主义早期有来自基督教的影响，包括诺斯替主义者与正统教父，不过新柏拉图主义者与这些基督教门生的关系并不融洽，普罗提诺晚年间的作品有对于他们的抨击。

这个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留下了非常多重要的作品，最典型是普罗提诺自己的作品六部九章集。在这几卷作品中这个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他看来是错谬的宗教哲学思想逐一进行反驳。这些新柏拉图主义作品对基督教神学也影响巨大，如伪狄奥尼索斯的神秘神学与天界阶级就是在该思想下写成的，而希波的圣奥斯丁的天主之城也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品。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基督教神学和新柏拉图的预设不同导致了一些结论上的出入，普罗提诺认为最终之神不可想象是因为它极致纯粹，而伪狄奥尼修斯则认为是因为超越一切。

但异教新柏拉图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哲学学派，正如之前提到的，他们同时也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他们拥护古代多神教的遗产，并认为自己是在继承并捍卫古老的秘密。这使得异教新柏拉图主义者各自都保有不同传统，普罗提诺是希腊多神崇拜，而杨布里科斯是塞拉皮斯崇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神话基础。对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而言最重要的文本是迦勒底神谕集，堪称新柏拉图主义的圣经，这是一部据称由罗马帝国时期名为神迹施行者儒里安的父子二人写成的书，是来自众神的神谕。在这部神谕中，儒里安勾画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力量形象，最上的是不可知的父，随后是智识的力量，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名为赫卡特的第三位将超然者和力量同物质世界隔绝，并将力量的流火分配给下级世界，也就是赋予世界灵魂。

异教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仪式的实践，这种仪式实践是后世上级魔法的源头。在这件事上面，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杨布里科斯与他的老师颇菲力不同，前者倾向于使用祭祀和仪式手段，而后者遵循其老师普罗提诺的道路，更倾向于从冥思的角度切入。在杨布里科斯的作品埃及人，迦勒底人与亚述人的奥秘中，他对仪式以及其结果鉴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同时就诸神和各种灵物的特征做出了教学性的描述。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皇帝异教徒朱利安非常喜欢他的论述和观点，这个皇帝倾向于使用牺牲和颂词，并亲自写下了几首诗歌。

教会早期的发展并不顺利，以至于不能如研究君士坦丁以后的时代一样去研究早期教会，因为遗留的文献相对较少。可以肯定的是，教会早期对于超自然力量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基督教继承了原始犹太律法，但并不是完全遵循律法的内容，对于律法适用范围的讨论依然存在。尽管在犹太律法中魔法和巫术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犹太传统中大量使用魔法，这个现象也被教会记载并谴责，不过这导致了在教会中不同观念的分裂。另外，异教背景习俗的进入以及相关思想的延续更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同基督教本质上为复合宗教的特性有关。民间更倾向于挪用符号进行，在先前提到的金口圣若望对于抵抗邪恶之眼的习俗的抨击已经提过了，而教会官方则对魔法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试着将教会的礼仪和理念同当时流行的仪式区分。

在教会的反思中，过去的犹太思想又被借用进来。魔法被认为是同异教神或者堕落天使的合作，而魔法因为阻碍了正道的宣讲因而扮演了教会仪式的对立面。这些力量背后的真实支配者并不是魔法师，而是鬼神（exotika），魔法师只是它们的代理人，在它们的力量中得到滋润。因此，驱逐恶魔这件事往往发生在教会同异教斗法的情况下。鬼神的力量被从异教徒身上驱逐出去，变得无效，意味着基督君王战胜所有邪恶的力量，统辖一切鬼神。教父奥力真和德尔图良都曾记载异教徒寻求教会驱魔人帮忙这种现象。不过与众不同的是，基督教的方法较为简单，不像犹太人那样列举了繁复的神名或如其他下级魔法那样使用一些稀奇古怪的配方，相比之下效率更高。这使得在同期的下级魔法书中出现使用耶稣之名进行的仪式。另外，虽然神迹也是早期基督教圣人的标记，但通过魔法施行的奇迹难以和圣人使用的奇迹区分，所以相比之下教会更重视驱逐恶魔的行动。

相比政治中心罗马，希腊地区的异教习俗显然更强也更加顽固，来自当时认知中世界各地的魔法巫术都聚集在帝国东部中央。理所当然的，教会将魔法视作是邪魔力量的集中体现，尤其在经历过教会在初期曾被异端与魔法严重渗透以至于危及存亡的重大事件后，废止魔法与驱逐邪魔成为当时帝国东方主教的重要议题。

公元四世纪，安提亚主教会议第一次提出将废止所有施行魔法者的神权。随后的老底嘉主教会议上正式将魔法和巫术列为打击对象，无论是施行者还是接受者都应受到处罚。但即使如此，民间巫师依然悄悄行动，即使是贵族也保留有希腊多神教留下的习俗。

的确，民间术士往往和恶魔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并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以后才出现的观念。早在十二铜表法中，就明令禁止魅惑与诅咒类的巫术。在罗马诸神仍是官方正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期，占星术与各种形式的占卜被列为非法，因为在戴克里先皇帝看来这是涉及黑暗世界的强大巫术，因为当时所有的魔法巫术都依赖占卜以测吉凶。君士坦丁大帝再次统一东西罗马的时候，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发文明令禁止魔法和巫术。但鉴于此时乡村流行的保证丰收之类的习俗，因此他含糊其辞的在法令中表明，那些“有益的习俗”不包含在禁令之内。

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二世重申对于巫术的立法，尤其是对于各种形式占卜的法令。该法令武断的禁止了一切形式的占卜，无论它是哲学家的研究方法，是来自外邦的技法，或是民间法术。该法典对待这类行为的态度非常严苛，所有形式的魔法，无论是占卜，爱情魔术或是诸如此类的行为，被发现后都按谋杀罪起诉处理。由于不加区分也难以区分超自然奇迹的类型，即使是教会内的先知也难免指控。相对的，神秘主义者尼萨的额我略则在稍晚些的会议中提出，那些被发现是“被迫”进行巫术的基督徒则可以免于刑罚，但必须接受治愈。

出于这种严苛的态度，在君士坦丁二世的时代，整个帝国境内兴起一场大规模的审判。根据罗马史学家阿密亚努斯（Ammianus）的记载，不同类型的人受到巫术指控，往往伴随该指控一并确立的还有叛国罪。其中有为治愈发烧而吟唱咒语的老妇，有睡过头的闲人（为预防梦占卜），为治疗胃病而拼写字母的年轻人，也有哲学家为了避免被指控收集巫术著作而销毁了自己的藏书，甚至出现有无辜者因家中被他人暗中放了巫术装置而受到控告。这位历史学家说，虽然他很感谢皇帝让他们免于巫术的威胁，但这种不加鉴别的大规模审判运动让他感到非常恐惧。不过，这些指控并不难理解，从拜占庭文献，如十三世纪教会法学家兼史学家额我略帕修梅（Pachymeres）编撰的法律文本可以看到，魔法巫术除了在民间广泛运用外，在宫廷中也非常常见，主要用于暗杀和控制宫廷秩序，而占卜是巫术过程中必要的一环。

尽管基督教在罗马境内慢慢兴盛起来，但异教并没有即刻消亡，二者处于缓和的消长之中，直到异教皇帝朱利安激化了矛盾。尽管皇帝此种做法理应受到多神教众赞同，但跟随者寥寥无几，因为从实用性来说这不符合当时的流行习惯，另外，朱利安对于异教的改造使得异教更接近基督教，这引起保守异教支持者不满。随着矛盾激化，罗马各地社会分裂，出于政务的攻击导致许多流血事件发生，并给双方带来污点。

给这一切最后一击的是查士丁尼皇帝。查士丁尼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推进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他关闭了当时最后的埃及神庙——此时的埃及多神教仪式繁复异常，可以为了某种魔法仪式而一日之间将四十多个动物做成木乃伊，甚至有考古学家发现保存了上百个动物木乃伊的神庙遗迹——取缔了很长时间没有执行过的国家祭祀，并关闭了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新雅典学院。这些新雅典学院的成员纷纷出走，将文稿带到波斯，最后在波斯与拜占庭交好后才有学者重新回到帝国境内定居。至此新柏拉图主义教团正式消亡。当然，它们并不会这么简单就从历史上消失的。

不过，四世纪以后，世俗法便不再擅自处理超自然领域的事情，这些事物被交给了神学家，哲学家，那些该领域属于专家的人物。霍诺里乌斯与迪奥多修斯于年颁布的法典对此类态度非常缓和，只要施法者在主教面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就可以免于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但这并不能阻止巫术和魔法在宫廷里延续。根据在土耳其地区的考古发现，直到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过去诸神的信念依然存在。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古城镇遗址中发现了雅典娜神像和美杜莎雕像，这是一座七世纪的宫廷遗址，而雅典娜神像与美杜莎神像依然具有其实用价值，其中美杜莎雕像作为厌胜的习惯至今在希腊地区流传。直到今日土耳其地区还有村民前往郊外灌木捆绑彩绳或悬挂厌胜物的习俗，这些也被发现在古城邦遗迹中。

于此同时，另一种特别风气在东罗马兴盛起来，有钱人开始花钱制作画满圣像的衣服，根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这种衣物并不是如同后来神职人员使用的衣物那样单纯在仪式上穿戴，而是日用。这些圣像虽然被冠以基督教特性，但其中许多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它们无法联系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具体圣人，其原因既有基督教在当时属于新宗教这点，同时也在于这类圣像不少形象来自护身符或者更早的多神教神像。甚或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穿戴这种圣像衣物可以避开邪恶巫术或者邪恶之眼的打击，假若衣物上圣像无故破损则说明该处圣像抵抗了一次巫术打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曾多次公开抨击这种习俗，但没有任何作用。

七世纪末，在查士丁尼二世主持下，圆顶会议（ConcileTrullo）召开。这场会议在后世引起了不小争议，东罗马将之列为正式的公会议，西罗马则拒绝承认。在这场会议上一些当时流行的巫术被一一列举出来，并予以谴责。

首先被谴责的是所谓的落水者。他们会通过手相，观察一些具有希腊特色的艺术作品，或者观水圆光的方法来预言未来。巫医，这些人将一些毛皮，染色的线，或是一些编织物给人以进行所谓的治愈和诅咒的巫术。还有一些人被称作观云者，他们会观察特定时期云的形状以预言未来，并且这些人属于混合主义者，他们会同时使用阿波罗宙斯之类希腊神明的名字和耶稣基督并众天使的名字以获取帮助。按照记载，这些人往往是乡村老妇。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当时拜占庭帝国境内的乡村人来说，当邪魔控制人体的时候，使用这些蛇皮一类的器物可以有效将疾病和恶魔从人体中拔出。

该会议上另一类谴责对象则是在民间流行的习俗。三月一日这天整个弗里基亚人都会开始榨酒，并在这一日饮酒庆祝酒神的诞生。七月七日是特别属于农民的，因为这天他们要向潘致谢，请求他们保护自己的动物，然后分享奶酪。在纪念波塞冬的节日和酒神的狂欢节上人们疯狂跳舞，会有特别的舞女前来舞蹈，甚至还有神职人员加入这样的聚会。

除了这些在会议上被谴责的巫术外，另外还有一些被后世学者记载却没有被提及的习俗。奥林波斯山区的牧羊人会在羊身上绑上骨头，因为他们相信山里的魔鬼会伤害羊，而这些骨头可以让魔鬼看不到这些羊上山吃草——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古代女神会在山上洗澡，因此遇到牧人会予以诅咒，或是喜欢作弄人的神仆会故意给羊带来麻烦，而牧人则会用一些巫术方法避免这些超自然力量造成不利的影响，只是到基督教时代以后这些故意给人带来麻烦的精怪被视作是讨厌的小魔鬼。

此外，在乡村地区依然存在这样的仪式，即，每到新月时期，就会有人在门外点燃篝火，然后跳过去。这是一个希腊时代留下来的习俗，人们相信这种行为可以烧掉残留的厄运，接下来这个月只会有好运在身上，这样魔鬼就不能抓住他。另外一些异教习俗只是被挪了日子。在圣若翰纪念日前夜，希腊乡村的男女会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身上的首饰或特征物丢到一个水桶里面，这时一个扮演女神的年轻姑娘会观察水中器物的色泽，并挑选出一个来预示该人接下来一年的运势。

自罗马时代以来的附身案例也没有消停。过去的希腊人相信，异教神居住在神庙中，会附身在人或者动物身上。当基督教进入这些地区后，受到那些圣人的驱逐，这些异教神离开了神庙，前往山脉，洞穴，河流或是荒原之中。即使这样，它们也会再次回来。公元八世纪，自居为异教神的人在拜占庭大街上比比皆是，他们有些来自乡村有些来自城镇，做事就像是过去希腊多神时代的附身祭司那样，以这些神的名义进行预言，一如新约中圣保禄他们遇到的那个被附身并作预言的女人。这些人受到大众膜拜，不少被地方尊为圣人。

因此，在圆顶会议的文稿上，主教联合起来动用权力，写下如下的判词：

主谴责你们，堕落的天神……畏惧他大而可怖的手，离开这个生灵，再不要回来，也不要隐藏其中。不要妄图再见到他/她，也不要留下任何影响。回到你的归宿，回到塔尔塔罗斯（即希腊语中的地狱），在那里等候属于你的审判之日。

拜占庭中期

鉴于拜占庭教会将神学视作是神秘主义的述说，自然，从两条不同路径而来的修行道路主导了两种不同的神学潮流。一条是以感知神明的爱心与遍在为核心的路径，这条路径的代表是沙漠安东尼，这条路径的操练者通过不断唤醒自己的心灵，从自己极深处感知神的存在，以进入一种宁静平和的状态。另一条路径则是以忏罪者马克西穆为代表的超越之路，强调神的超越性以及这件事上人的无力，通过祈祷以抓住神的力量并合一，心灵在这这种变得纯净寂静，并超越自我，最终拉动与神的联合。

这两种修行传统的兴盛使得拜占庭帝国境内开始修建修道院。但很快这个局面就被打破了。首先到来的是圣像破坏运动，该运动发生在阿拉伯帝国崛起的时代，因此不可避免的有受到来自阿拉伯思想的影响。该运动另一个内因则体现在当时习俗上图像与文本的模糊上，图像内容模糊且形式被滥用，导致异教习俗遗留至今，魔法巫术也大量利用这一现象，这引起了不少神职人员反对。从这场运动开始，拜占庭帝国内斗不断，自我损耗严重，许多神职人员逃亡西罗马，即使一百多年后该运动被废止也不能弥补损耗。

随着帝国教会内部混乱松动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波各米勒异教在保加利亚兴起——不难理解，保加利亚尚不从拜占庭的宗主教。这是摩尼教和保禄异教的混合体，崇尚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是恶魔所造，仪式都没有益处，提倡要憎恨这个世界，抵抗拜占庭和帝国教会，以松散无系统的方式进行纪念，并认为他们所作的是在恢复基督教早期教会，或者说真正的基督教，其领袖以各种所谓灵恩和奇迹著称，颇似基督教早年对抗的魔法师。它们广泛传播，在西欧也相当知名，并可能是法国南部清洁异教的母体。它们的倡议与思想与后来宗教改革时的改革派思想一致。

这个时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不少北非和大叙利亚地区的僧侣逃亡希腊，集中在之前就已有不少为逃避反圣像运动而隐居的僧侣聚集的阿托斯山上，使得该山成为整个东罗马帝国的修行中心，不少僧侣慕名前来此处修习。也是在这里，修炼寂静主义道路的僧侣开始抄写古代手稿，大量关于过去的恶魔和驱逐恶魔的文本写下并收藏此处，因此这里成为拜占庭帝国最全的古代文本资料库，诸多拜占庭沦陷后甚至是阿拉伯崛起后其他地区失传的文本都能在这里找到善本。

寂静主义是一类通过感知神的力量以抵达神秘核心的修行方法，其目标是让人通过与神的力量同化，或者说让神的力量内化以成为神。这种修行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帕拉马斯，他曾代表这种思想与罗马宗座对立，因为西罗马认为这种思想有泛神论的嫌疑，神的力量究竟是不是神，还是说存在多个神，如果不能很好的解答这个问题就有出现巨大异端的危险。最终罗马对此的批评并没有让这种修行方式沉寂，寂静主义随后成为拜占庭帝国最著名最重要的修行方式保留下来，历史上不少著名的圣者都是通过该修行获得成就。

九世纪开始，魔法再次抬头。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在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魔法师，贵族赫利奥德，这个人物原本是该地主教候选，但在落选后转而研究魔法。其研究的魔法内容为何已不得而知，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与恶魔学说混合后出现的内容。据称他曾让他的战车超出预想的获胜，让整个卡塔尼亚的女人出现幻觉以至于在大街上脱光衣服。他又将石头变成黄金，导致该地市场陷入混乱。他在沙地里造了一艘船，航行到君士坦丁堡，进入了当地的浴池，但马上从西西里岛的浴池中走出来。他的对手是当地主教继任者圣列奥，他曾屡次三番解除赫利奥德的魔法并予以劝阻，但没有得到回应。二人的决战发生在一次弥撒时分，魔法师走进教堂，用魔法震慑了在场所有人，让他们看见一个巨大豪华的黑幕进入教堂，导致整个仪式不得不中断。圣列奥忍无可忍，于是和他在公共浴场大厅斗法。一个巨大的火堆烧起来，圣列奥用他的圣带拖着这个魔法师一起跳入火堆。过一会圣列奥从火堆中走出来，毫发无伤，而魔法师成为灰烬。这个传说震撼了整个帝国，甚至被拜占庭宫廷所熟知。

上级魔法是在米哈伊普塞罗（MikhailPsellos）手上再次发扬光大的，文艺复兴以后所有被称作是魔法的内容几乎都是从他手中发明出来的。尽管新柏拉图主义留下的文本，不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的部分都跟着一起进入了哲学学院和修道院藏书室，但它们受到重视程度并不等同。中古世最后一个研究神秘哲学的人物是九世纪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弗提乌（Fotios），那个导致东西分裂的祸根，此后的哲学家们更偏好哲学理论的部分，对于魔法和那些所谓的奇迹部分不怎么感兴趣，直到十一世纪普塞罗出于对古代世界的好奇心而重启了这部分。这个以博学著称的拜占庭学者对于古代神秘文本的兴趣非常旺盛，他不仅给迦勒底神谕作了注解，还评论了几乎所有新柏拉图主义作品。

因为这个缘故，他过去的好友指控他有落入异教之嫌，他不得不为此辩解。但该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他尝试调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魔法与基督教传授，认为魔法可以属于基督教的一个边缘范畴，或者说基督教可以变成魔法的一个分支。尽管他多次公开提及他对于占星术等事情的深入了解，但他在出口后又很快否认这方面的内容，说他只是玩笑。他被指控擅长进行辟邪技法，作为辩护，他将前皇后佐伊特制的耶稣像作为例子证明魔法遍在，他说前皇后不做正常女性作的事情而是购买烧制大量香料用于这个耶稣像，这些特性符合新柏拉图主义文献中提到的祭特定属性神明的描述，而皇后通过观察这个圣像以测算吉凶。不过显然，这种辩解并不明智。

他虽然很早就退隐去修道院，但很快他就被皇帝召见复出，再次担任国师。他在任内以托名的方式写成了所谓的《邪魔论》，里面讨论了历史上的异端邪说，讨论了神秘主义学说，讨论了灵知论，对守护灵给出正面评价，也讨论了仪式等内容。这部作品影响深远，日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出现的魔法无不是这部作品的影子。最早使用他的作品体系的人是意大利盎波罗肖会修道士瓜佐（Guazzo），其代表作是巫术纲要（CompendiumMaleficarum）。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古代神秘文本的注解并不是从他才开始的。早在教父时代，基督教教父就有对于古代圣卷的浩繁注解，这些解释的目的很明确，是基于自己所学所悟对于这些描绘超然世界的知识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这也是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教门共有的特征，因为现代强调门户之别这种想法并不是古代世界的常识。

另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是继普塞罗之后的博学家米哈伊伊塔里寇（MikhailItalikos）。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因此他的 　　DC老漫画《约翰·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的魔法宗教元素顾问兼渣翻，主长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相关，不限于神话历史法令戒律仪式等，对于其他比如魔法手稿或者异教徒神话元素也有所耳闻。微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