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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前后波罗的海地区与世隔绝,仍牢牢扎根于中世纪机制。从年起,三个斯堪的那维亚王国在一个典型的中世纪联盟机制卡尔马联盟内统一了起来,通过松散的协议,它们在丹麦王朝统治之下结合在一起。三个王国彼此迥异,但从卡尔马联盟诞生之日起,它们国内的政治决策机构代表大会都承认丹麦奥尔登堡家族的君主权,不过这对它们的地方政策没有什么影响。
公元年左右的丹麦
地区的实际权力既不在联盟的国君手里,也不在地方的贵族手里,真正的政治、经济影响来自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本身又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机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富裕,繁荣的吕贝克为首的德意志北部人口非常集中的大城市结成的政治、商业同盟。
这个无所不能的卡特尔集团完全掌控了往返于波罗的海的贸易。来自波罗的海地区运往西欧市场的大量食品都经过吕贝克,也有数量较小的欧洲加工和生产的物品以及从遥远地区进口的东西运往波罗的海不大的市场去销售。其实汉萨同盟城市对整个波罗的海地区保持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霸主地位,实际上将波罗的海地区当作它们的“后花园”,只能接触汉萨同盟的商人。与欧洲大陆相比,波罗的海地区是个封闭的世界。汉萨同盟这道障碍在许多方面跟后来的“铁幕”同样有效。
波罗的海再往东一点,也就是对丹麦的重要性要少一些的地方,又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典型中世纪机制,这就是势力强大的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的中心在今天的波罗的海国家,其组织势力范围深入到波罗的海和东欧。这个无所不能的封建机制在东面将波罗的海地区封锁了起来,就像汉萨同盟在南面和西面将波罗的海封起来一样。
几个世纪来,这些强大的中世纪机制将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那维亚几个王国牢牢地掌握着,毫不夸张地说,卡尔马联盟盟主丹麦国王与其说是由于上帝仁慈倒不如说是由于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统治者的恩赐才能进行统治。年左右这个结构到了解体边缘。它的解体急剧改变了几个斯堪的那维亚王国包括丹麦的根本情况。
年后的几十年里,结构垮台的因素逐渐出现,很难把某个衰微的原因孤立起来看。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的垮台事实上可被看成是欧洲总的发展趋势在地方上的表现,当时欧洲现存的制度正全面崩溃。天主教教会危机日益严重,教会分裂迫在眉睫,帝国势力削弱,单独国家正在形成。总而言之,中世纪的乌托邦美梦一个由天主教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领导的团结的,普天同一的基督教,一个耶稣基督的共和政体的美梦破灭了。这使得整个欧洲封建机制摇摇欲坠,而现代的,领土边界邻接的小国渐渐取而代之。卡尔马联盟的终结、折磨条顿骑士团很长时间的垂死挣扎以及汉萨同盟城市对波罗的海控制的削弱是,旧的中世纪欧洲标准和价值全面崩溃在地方上的表现。
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来说,把这几十年里进出欧洲以及欧洲范围之内贸易路线分布情况的变化提一下应该是合理的。通往东方的旧商路被土耳其人封锁了,通往东方和美洲的海上航线却又被发现了。从更宽的欧洲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旧的、穿越中欧的路上贸易路线让位于新的、沿大西洋海洋运行的海上贸易路线。从更长远角度，这将世界经济支撑点从意大利北部转移到了西欧。未来属于新的、以航海见长的荷兰和英格兰,而不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及米兰。贸易中心变成了伦敦,阿姆斯特丹及安特卫普。
当这些城市及它们的内地成了贸易中心后,它们也就高度城市化,人口急剧增加,力量和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这些迅速发展、人(口稠密的地区愈来愈依赖进口粮食和原料。早在16世纪初,欧洲便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布局。西欧成为高度发达的消费地区,北欧和东欧落后了，成了粮食,原料的生产地。这期间从东往西流动的粮食、造船材料等基本货物猛增。这也宣布汉萨同盟城市对波罗的海的垄断结束了。
吕贝克或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汉萨同盟城市都不能以它们握有的，运输手段来承担如此飞速增长的贸易流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它们在贸易上就靠边站了,而且进入一个很长的萧条期。英格兰和荷兰商人接过了愈来愈多进出波罗的海的运输业务。他们又能吸收改进了的航海技术,而为了在大西洋上航行,海上技术确也取得巨大改进。英格兰和荷兰商船沿着日德兰半岛北端南下,进入丹麦内海,再继续穿过厄勒海峡,驶往波罗的海沿岸目的地,商船的数量飞速增加。这也成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主要航线,而过去必须经过吕贝克和德意志北部的旧航线，慢慢地,却是肯定无疑地不再使用了。另一同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波罗的海的性质渐渐改变了,从一个完全受汉萨同盟摆布的孤立地区转变成一个公海,西欧航海大国的船只自由地在此航行。这个新的形势赋予了丹麦一个角色,使它成了波罗的海的大门。
作为波罗的海大门的丹麦
这些全球性的地区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丹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由于就力量的衰微和垮台，丹麦跟其邻国瑞典一样，要在新的世界秩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化慢慢地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孤立的汉萨同盟后院改成一个现代欧洲民族国家。
新秩序最明显的政治症候是卡尔马联盟的倒塌。很长时间以来，汉萨同盟城市权威不断衰减,卡尔马联盟实际上与它同命相连,早已失;去活力。“卡尔马联盟最后一任掌门人克里斯蒂安二世(—年在位)黔驴技穷,绝望中于年制造斯德哥尔摩血案,想一举清除敌视联盟的瑞典贵族,结果恰恰相反,却加速了联盟的解体。当瑞典分裂运动领导人古斯塔夫·瓦萨(—.年在位),年被拥戴为瑞典国王时,卡尔马联盟便寿终正寝了,尽管丹麦后来数度企图使它复活。
卡尔马联盟便由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取而代之,一个是新的瓦萨统治的瑞典,一个是联盟的残余,即丹麦和挪威两个孪生君主国。丹麦和瑞典在波罗的海都有重要的又基本上彼此对立的利益,因而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从那个时候起,丹麦和瑞典便将夺取波罗的海掌门人位置“波罗的海主人”定为本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
还有一点,由于我们上面所说国际贸易路线的变化,丹麦突然发现它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处于一个自己不太熟悉却是十分重要的位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新的贸易样式使丹麦的主要海上通道厄勒海峡成为波罗的海贸易的主要海上航线,丹麦从而掌握了波罗的海的钥匙。这一地理位置使丹麦成了波罗的海看门人。好也罢,不好也罢,这不仅给丹麦未来命运甚至给丹麦的性质及范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丹麦在更加宽广的欧洲政治里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比以前更为开放的角色。由于波罗的海变了,从一个欧洲基本上沉寂无闻的地方变成了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地区,丹麦的这个新地位就更显重要了。由于波罗的海地区向蓬勃发展的西欧海上大国供应物资,它又有了新的意义。
当代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波罗的海在欧洲政治里的作用可以比作波斯湾在当代全球战略思想中的位置。波斯湾四周有现代世界关键资源之一的石油，容易开采，储量丰富。西方工业国家没有石油就不能运营。得不到这一基本资源，即使是世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也会很快垮台。这当然意味着中东产石油的地区是极其敏感地区,强大的利益在这里发生冲突。
波罗的海地区在早年欧洲政治中也有相似的战略价值。对海上大国而言,能不受阻碍地获得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的资源,如粮食、造船材料,是至关重要的。年幸运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格兰舰队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用波罗的海地区的材料建造的。如果没有波罗的海地区持续不断提供的粮食,荷兰和英格兰的人口都要死于饥馑。所以说,波罗的海发生什么事,力量平衡会如何演变,就不只是它们当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西欧海上大国极具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在16世纪里,这意味着从整个欧洲角度看,波罗的海是战略敏感地区,不能让它自行其是,也不能交由地区大国处理。丹麦在这方面绝不是最无干系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就在波罗的海颈口上。换言之,由于汉萨同盟瓦解,由于波罗的海开放,丹麦在欧洲政治中有了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提过现代化,与现代化进程并驾齐驱的欧洲化进程给了丹麦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将丹麦从一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的一个省改造成一个欧洲民族国家。
西欧海上大国紧随这个发展步伐,在汉萨同盟的霸权结束留下势力真空之际相继成为波罗的海控制国。首先是荷兰。直到17世纪末,荷兰在波罗的海政治中一直非常活跃,且在相当长时期里行使有效的霸权。然后是英国。这在年和年英国攻打哥本哈根时表现得最为清晰,最具有戏剧性。大国从不停息它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