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middot人物之_圣赫勒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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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可　　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人物之二

“好施小惠，言不及义”式的牧师情怀，

既无益于内政也无补于外交

　　1.失败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一幅幅轻浮的漫画，而成功的政治家，则永是正面素描。但这不是历史，而是童话。童话并不能解释历史。可我们读到的史书多不自觉地匍匐在童话的而非历史的后面。这实在是史学的悲哀。

　　2.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般要经历两次否定，第一次是在起步阶段，这时他的见解受到人们的否定；第二次是他预见到的历史来临并使他的见解成为主流意见之后，此时他的见解的优点已释放殆尽，已不足以应付新的形势和新问题。紧随两次否定便是两次肯定。在这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经受检验的还不完全是见解本身，还有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坚守真理的品质。有许多人不败在见解，而败在其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心理品质。

　　3．在德国，没有康德和黑格尔，就不会有俾斯麦。若只有康德或黑格尔，也不会有俾斯麦。俾斯麦将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为一体，是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历史展现；统一后，俾斯麦固守其利益边界，在准确地把握周边大国利益边界中实现交叉结盟，在结盟中获得时间消化德国统一带来的新利益。这是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方法的历史运用。“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1]

　　4．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开辟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伟大前景。毛泽东说：“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2]

　　5．名师未必总出高徒：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学，但他不是孔子的直接学生；庄子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学说，他也不是老子的直接学生；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是无缘聆听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的教诲。相反直接受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伯恩斯坦等，则被恩格斯斥为播下龙种后收上来的“跳蚤”[3]。

　　6．萨达姆确实是“自废武功”的楷模和绝对“建构主义”的样板。他全面放弃武装后，就被美国送进了总统牢房而非“总统套房”。因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小布什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寻找不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藏在萨达姆脑子里[4]。

　　同为“邪恶轴心”，萨达姆自废武功，自觉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为国际法可以帮助弱小民族，结果自己却被送进“特别法庭”；金正日说干就干，进行了核试爆，美国却立即表态无意军事打击朝鲜，结果朝鲜又被邀参加了半岛N轮会谈。

　　萨达姆死了，使人想起了宋江。萨达姆造反成功后不久就投降美国，然后就去打伊朗，打不过伊朗又去打科威特。在美国入侵前，他彻底背叛曾与他共同奋斗的“梁山好汉”们，主动销毁了最令美国人害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结局与宋江被毒死的下场无异，萨达姆为美国大兵从地洞里拖出后不久，就送上了绞刑台。

　　萨达姆真正的反美活动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美国人的监狱里。这时他运用的不是武器而是美国人给他定的“法律”。萨达姆的死使反美者更加坚定，使美国的追随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追随者更加胆战和没有信心。

　　萨达姆不懂政治又好作秀，以至临死还不忘尽其所能扮秀态。萨达姆对伊朗和科威特是“横眉冷对”，可对美国却是“俯首甘为”。美国让他交枪就交枪，很像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没有。为取信于美国，他让美国搜身直到“裸体”。美国此后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后解释说，尽管在伊拉克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要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5]，脑子里有也得收拾你。

　　萨达姆背叛了早年的战友。这很像出卖梁山兄弟们的宋江。这些兄弟被“满门抄斩”后，宋江就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国后，美国人就把萨达姆从地洞里面抓出来，放在监狱里面让他学美式法律，最后还是被吊死了。死前萨达姆仍不忘秀，很像阿Q“妈妈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其实小布什不懂，要打伊朗，还得靠萨达姆。

　　纵观萨氏一生，其特点是：起家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权后只打“方腊”，不打美国。

　　7．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两个帝国先后或解体或衰落：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而我们中国还在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优秀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今天我们的教育也要为中国的未来作人才布局。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今天我们一些孩子从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成长出来的，这是令人担心的事。

　　8．目前我们面临许多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历史要看大势。斯大林说：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锯树就是时代的主要任务；清理锯末则是下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也就是时代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9．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规律，中国建设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倒行逆施，越搞越难。赢了一点，失去十分。

　　10．在旧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的人数增长，失业的人数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谁制造的？蒋介石。大量引进外资下乡，让农民加速变成李自成。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年，但到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

　　11．“王侯将相宁有种”[6]，家国运势不守常。

　　12.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从此走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不要说战争理论，就是在哲学、文学、诗词、书法领域，毛泽东的成就至今难有超越，堪称典范。现在北大四处拉校友，给名人立像，其中就是没见毛泽东，令人扼腕。

　　13.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既不吝惜也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14.普京到中国直奔少林寺，他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得靠掰手腕！

　　15.与牧师正好相反，奠定政治家历史地位的不是眼泪和不着调的之乎者也，而是像“二战”中斯大林带给苏联人民的那种实在的贡献。

　　16．丘吉尔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7]。丘吉尔说这句话时可能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在接手英国时，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帝国；当他卸任时，英帝国的财产已为苏联和美国人拍卖。

　　17．“二战”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回忆录中比较丘吉尔和斯大林说：“丘吉尔是豁达大度、易动感情的人，但这在会议桌上却是不利的条件。丘吉尔喜欢说话，不喜欢听话，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找机会讲话，轮到他讲话的时候就更不肯放过了。但是，外交赌局上的赢家，何尝都是最热心辩论的人呢。斯大林有时就故意逗他发作。”至于斯大林，他评价说：“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啊，如果让我这个积三十年形形色色国际会议经验的人，挑选一个出席会议的班子，我第一个就挑斯大林。不用说，此人是铁面无情的，不用说，此人也是胸有成竹的。他从无一字废话，也从不大发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他深沉而镇静，从不大声说话。他避免莫洛托夫反复使用的那种使人生厌的否定语气。他善于运用较为巧妙的方法取得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显得那么凶狠。”[8]

　　18．丘吉尔——与斯大林、罗斯福正好相反——留下的只是超长卷的回忆录，失去的却是整个大英帝国。年初波茨坦会议的开幕式上，“三巨头”里已是“遥知兄弟登高处，插遍茱萸少一人”。英国人民不等太平洋战争结束便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以回报他“二战”中对英国的“贡献”。

　　19．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及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博弈结果说明，毛泽东批评的那种“好施小惠，言不及义”式的牧师情怀，既无益于内政也无补于外交。

　　20.民族英雄钱学森年10月31日去世。噩耗传来，当晚北京开始下雨，继而下雪，次日鹅毛大雪席卷天地，落雪压弯了道路两旁的树枝，天地瞬间一片洁白，天下素缟，神人共泣，为钱老送行。

　　据报，这次下雪比往年提前一月。

　　钱老终年九十八岁。九，乾也，乾为天；八，坤也，坤为地。天地立人，是为仁人。

　　联想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伟人逝世时那地动天摇的景象，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魂魄和天命。

　　天将降大任于我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有大贡献者，天佑之。

　　21.“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是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其实明思宗崇祯也有这个致命缺点，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萨达姆之类好虚名轻实功的作秀功夫。据载崇祯不让女人抬轿，要在政治家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不久就被逼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入城前，崇祯还像萨达姆一样要做威武不屈秀，声称：“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自缢前还在蓝色袍服上大书：“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9]

　　崇祯在位17年，死时年仅35岁。

　　22.两个人的悔罪与空谈误国的教训

　　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后来知道了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认识到了空话有可能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悔罪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0]

　　读了这段文字，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王明、陈独秀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想请求你们的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越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些。关于它们，以前我从未谈及过，而今天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痛。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我将辞职，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接替我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他们能够做得更多更好。[11]

　　叶利钦请求原谅的可不是一般错误，而是不可弥补的即国家分裂这样颠覆性的错误，其造成的苦痛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的。殷鉴不远，宋、明两朝覆亡的教训以及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23.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且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而不是拿破仑三世及戈尔巴乔夫式的“满嘴跑火车”的作秀人物。基辛格谈到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失败时总结说：

　　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临。[12]

　　拿破仑（三世）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行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应来衡量。拿破仑（三世）也像现代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三世）把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13]

　　关于俾斯麦及其与同时代的拿破仑三世的差异，基辛格说：

　　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的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则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14]

　　24.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地不分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中国人只说“双”“对”，不说“二”，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反。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年）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的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年）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执教而终。康德主张“二律背反”，这个思想打倒了欧洲宗教权威并使康德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执一便是害道”的观点则反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遭受冷遇迄今。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方或西方社会谁更“民主”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的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

　　25.丘吉尔是西方著名的反共反苏斗士，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与我们党内外的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甚至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的评价比较，倒显得更为正面。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斯大林八十诞辰的讲演中对斯大林做了这样的评价：

　　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是一个精力超凡、意志坚强不屈、毫不动情、在言谈中不留情面的人。连我这个在英国议会久经锻炼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斯大林首先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讲话极为尖刻，具有准确领悟对方的能力。斯大林的这种力量巨大无比，他是历代各国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佼佼者。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象。他深谋远虑、英毅沉稳、顺情合理、睿哲智慧。他是善于在最没有出路的困难时刻找到出路的大师。此外，无论在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在胜利的时刻，他都是同样神色安详，从不抱任何幻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开创和统治的是一个巨大的帝国。这个人借敌人之手消灭了自己的敌人。斯大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15]

　　丘吉尔明白，即使是反共，也得客观。这与那些患有“公知”病的反共人士相比，显然要“成熟”许多。

　　26.基辛格论斯大林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不过，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自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16]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17]

　　27.丘吉尔和罗斯福

　　年2月10日、11日，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第七、第八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问题，以及最终审议会议的各项文件公报等。八次会议内容主要集中在欧洲战后安排。最后，会议发表了《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公报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可能是对大英帝国及整个欧洲殖民主义具有致命但丘吉尔又不好意思拒绝的部分。宣言第一段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首相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为了本国人民和被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彼此进行了协商。他们共同宣布，他们已经商定，在被解放的欧洲处于暂时不稳定的时期里，三国政府在帮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前轴心国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其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将协调它们的政策。[18]

　　这言下之意，就是目前欧洲已无力治理这个世界，我们美国、苏联连同英国将代理这种权力，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放方向，将由三大国（实际上是美苏）来“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开篇提到的“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前轴心国各国人民”的概念已暗含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范围。也就是说，本“宣言”的原则将同样适用于英帝国内的原殖民地国家。

　　在欧洲建立秩序和改建国家经济生活应当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达到，即能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建立民主机构。按照大西洋宪章关于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赖以生活的政府形式的原则，必须确保被侵略国家以暴力夺去主权和自治权的各国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权。

　　为了改善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实现这些权利的环境，如果三国政府认为情势需要，它们将共同帮助任何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或欧洲前轴心集团仆从国的人民：（1）创造内部和平的条件；（2）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援助贫困的人民；（3）建立广泛代表居民中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权，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4）必要时协助这些选举的进行。[19]

　　这实际上是在重申一战后威尔逊民族自决的呼吁，当时威尔逊这一呼吁直接杀伤的是欧洲的世界殖民统治，这次罗斯福和斯大林拉着丘吉尔呼吁“各国人民恢复主权和自治权”直接杀伤的主要是大英帝国。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在告诉原殖民地——当然包括英帝国的——国家，你们的主权和自治权我们将帮助你们予以保证。这些原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一旦建立，那大英帝国的末日也就接踵而至。如果有些国家没有能力独立实现主权，那三国承诺以暂时托管的方式来逐渐达到目标。“宣言”还表示：

　　在研究与欧洲其他联合国家以及临时政府或其他政府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三国政府将与它们进行协商。

　　当三国政府认为欧洲任何被解放的国家或欧洲任何前轴心国集团仆从国家的情况使得这些行动成为必要时，三国政府即成立适当的机构，以便履行本宣言所确定的共同责任。[20]

　　破产的大英帝国的世界遗产就这么被“三大国”分割了！不幸的是，英国自己这份家业在被人拍卖时还要被迫扮演着“数钱”的角色。罗斯福和斯大林已成了世界的真正主人！

　　“宣言”第六、第七部分涉及波兰和南斯拉夫，基本反映了苏联的意志。第八、第九部分为会后议程安排和结束语。

　　总之，继德黑兰会议后的雅尔塔会议既宣判了轴心国的死刑，也给大英帝国下达了死缓通知。艾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罗斯福之厌恶殖民主义并不限于对英帝国。这是他信奉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着眼于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他实指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自由，就会在政治经济上依靠美国，而他是不用担心别的国家能担当得了这个角色。[21]

　　会议结束时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心情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22]的感觉，他俩此时的关系几乎就是准“哥们”的关系。就在公报发表的前一天（2月10日），罗斯福还就“在国际组织中票数问题”求斯大林——而不是丘吉尔——帮他“救火”。他告诉斯大林：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我已经考虑到了——因为我必须这样考虑，我可能因大国在国际组织大会上拥有的投票数的差别而在美国遇到可能的政治麻烦。我们已经商定，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家代表会议上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为国际组织全体大会成员，而我无疑将履行这项协议。我感到有点不安的是，人们可能会说，美国在大会上只有1票。所以，为了使美国国会和人民完全赞成我国加入国际组织，或许我必须要求增加在大会的一个投票数以使美国拥有平等的地位。

　　我希望在碰到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如果我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必须这样做的话，您不会提出异议，并且将支持这种建议。如果您在复信中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我将十分感谢。

　　您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23]

　　这封信长话短说，就是我承诺了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为国际组织全体大会成员”，现在也希望你在表决时支持我“增加在大会的一个投票数”的要求。第二天（2月11日），斯大林即给罗斯福回信，信不长，有情有义：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您2月10日的信函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既然因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列入大会成员国名单而使苏联的票数增至3票，美国拥有的票数也应当增加。

　　我认为，美国的票数可以增加到3票，就如苏联及其两个主要加盟共和国一样。如果需要，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一建议。

　　致

深深的敬意！

　　约·斯大林[24]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25]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26]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27]。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如果说德黑兰会议使英国人意识到欧洲的沉落，那么雅尔塔会议则使英国人意识到了大英帝国的完结。英国人民对此如此痛心以致不等太平洋战争结束便抛弃了丘吉尔。在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28]上，“三巨头”里已是“遍插朱萸少一人”[29]。

　　因欧洲战事结束，英国战时内阁解散。5月8日，就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宣告，英国已经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原本认为凭借战争胜利功劳定能顺利连任首相的丘吉尔，却在年7月5日大选中惨败。保守党只获得了席，而工党却赢得席，得以组阁，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首相。

　　这时的丘吉尔一定将自己与已经四连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比较。7月26日，卸任告别会后，丘吉尔与艾登单独谈了半个小时。艾登写道：“他伤心得很，可怜的老头儿。”他告诉艾登，他今天上午告别会上“不但没有感到自在一些，反而觉得更加难过，好像刚受了伤又动到伤口，倍增痛苦。他不禁感到他所受的待遇未免太残忍了”[30]。艾登知道，这些天美英苏三大国正在德国召开决定世界前途的波茨坦会议，而丘吉尔却被他的人民赶了下来，这是丘吉尔内心真正的伤痛。丘吉尔告诉艾登，他曾向新政府建议，如果必要的话至少让能贯彻他的政策的艾登“去波茨坦帮一个时期的忙”，但他们告诉丘吉尔“没有必要”。[31]不仅如此，更“残忍”的事还在二十多天后，8月15日，艾德礼政府在向英国人民宣布接受日本投降的广播里，“丘吉尔先生竟没有被邀请对全国说几句话！”[32]

　　这时的丘吉尔一定想到了张伯伦，一定理解了当年英国人拥护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原因。雅尔塔会议后，英国人觉得丘吉尔让他们失去了大英帝国，他们对丘吉尔彻底失望了。雅尔塔会议后的丘吉尔算是对罗斯福彻底失望了，以致对这位他曾信任的“老乡”结下终生怨恨。

　　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33]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哈里曼回忆：

　　4月15日大使馆简朴的追思礼拜引来了四百人之众，庄严肃穆地哀悼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副部长到场，只有李维诺夫因病除外。米高扬率领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主要助手前来，还有安东诺夫将军代表红军总参谋部，以及苏联海军的加夫里洛夫上将，各联合国家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和在莫斯科的每一个美国人——使馆工作人员，军人和新闻记者。莫斯科从未见到对一个外国政治家如此情感盈溢。[34]

　　年6月，已80岁高龄的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当听到尼克松告诉他说自己刚读完他的“二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丘吉尔说：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丘吉尔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35]丘吉尔告诉尼克松：“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36]

　　最能表现丘吉尔对罗斯福怨恨的事件是年4月他与正在伦敦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的那场辩论。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用“铁幕演说”忽悠倒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37]

　　雷德福可能听不懂丘吉尔这段话的含义，尼克松也可能不理解丘吉尔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气，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背景，了解到罗斯福与斯大林针对英国结下的盟中暗盟，就对丘吉尔的心情不难理解了。这话简单意译就是：罗斯福昨天利用我与希特勒的战争及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在帮助我打败希特勒之后又将我踹倒。同样，当我看到美国被苏联拖着，甚至被拖垮的时候，我当然高兴，更犯不上这时再去为你救火。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的观点“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38]，华莱士看透了丘吉尔铁幕演说的目的，他说：

　　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39]

　　总之，丘吉尔是不幸的，这是由于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斯大林和罗斯福。除了留下了更厚的著作和更长寿的生命外，在政治成就方面，丘吉尔与这两位对手相比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即使如此，相比而言，丘吉尔对斯大林更有好感，这可能是由于斯大林在打败他这位反共斗士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用阴招。据奥?阿?勒热舍夫斯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一书中披露，“丘吉尔不止一次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斯大林从未欺骗过他’，他在年发表了富尔顿讲话之后非常想和斯大林见面”。丘吉尔言下之意是在影射罗斯福曾欺骗了他。[40]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说，其对斯大林的评价既中肯又耐人寻味。他说：

　　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41]

　　丘吉尔说这句话时可能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年，斯大林曾先给他与之联袂再造欧洲“神圣同盟”[42]的机会，但被他拒绝了——为此还惹得斯大林很生气，即使如此，后来斯大林许多场合还是很义气地拉着美国与丘吉尔一起参加了战后利益“分红”。因此，他对斯大林与美国结盟不仅没有怨意，而且对斯大林本人充满敬意，因为，他也曾想与罗斯福结盟暗算斯大林。令他没有料到，当然也令他最为痛心的是，他被罗斯福这个“老乡”出卖了。这使得他在接手英国时，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帝国，当他卸任时，英帝国的财产已被人拍卖。与斯大林、罗斯福正好相反，丘吉尔留下了超长卷的著作，失去的却是整个大英帝国。正因此，英国人民回报丘吉尔在“二战”中“贡献”的是不等太平洋战争结束便将他赶下了台。

　　艾登对罗斯福的评价可能是丘吉尔不便直说的看法的转述。他说：

　　罗斯福这人的首要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在认清眼前目标并善用手腕达到这个目标方面，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有了这些禀赋，因此眼光就不够远大。美国人中流行一种对昔日的英帝国的反感，总统对此是抱有同情的。因此，尽管他对世界事务所知甚博，却老是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美国并没有“伙同”英国整俄国。其结果是在英美关系上造成了某些混乱，便宜了俄国。[43]

　　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位共产党政治家说道：“丘吉尔连你口袋里的一分钱都不放过，而罗斯福可不是这样，他只把大票子掏走。”[44]英国人以精明崛起，也因精明而衰落。

　　丘吉尔又是幸运的，他活到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死后的那个苏美双双失去巨人（或说“山中无老虎”）的时期。正因为没有巨人，年3月丘吉尔那极富煽动力的“铁幕演说”才能在美国那些找不到北的政客们身上奏效，才能在美国忽悠出一个麦卡锡和凯南，最后才能将美国大兵们忽悠到并耗死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与此同时，丘吉尔还以罗斯福之道还治于美国之身，就在美国在前方与红色中国较劲的关键年头，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45]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才明白了这个事理，尼克松再用罗斯福的德黑兰方式与毛泽东联手，在一周内抛弃了整个西方。美国由此才躲过一劫。

　　28.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三个人本是英美人由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这种手法早已在清朝的统治者那里烂熟于心，他们为征服汉人，将那个以乞讨攒钱办学而不置枪的武训立为汉人学习的楷模。在明十三陵中，专捡那个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能，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祯墓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

　　黑格尔对崇祯有一段非常到位的评价，他写道：“当十七世纪中叶的革命的时候，明朝最后的那位皇帝是很温和的、很光荣的；但是因为他个性柔顺，政府的纲纪废弛了。国内的骚乱便难以遏止。叛党引了满洲人进来。那位皇帝即行自杀，以免陷入敌手，临死的时候，他还蘸血作书，在他女儿的裙边写了几行字，深恨他臣民的不义。”[46]

　　29.当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在南方打败奥地利后，皇帝身边的将军还要直捣维也纳，俾斯麦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德国要在奥地利这个对手之上又添加法国和俄国，其后果是德国国力不可承受的。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情绪极坏”，真想跳楼以死相谏。[47]俾斯麦是离拿破仑帝国的失败并不远并善于从这场大劫难中总结教训，形成自己的战略哲学的政治家。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将两者比较后说：“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具有最了不得的‘手段和方法’的头脑，但俾斯麦还另有所长。他并不像爱默生形容拿破仑那样只是一个大企业家。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比俾斯麦更善于判断如何把战争和政策结合起来。他打了三次时间短暂、胜利结束的战争，缔结了三项和约，每回都给普鲁士带来许多利益。而这些条约内容大不相同！”“真正的比较不能在拿破仑和俾斯麦之间进行，而该在拿破仑和整个普鲁士集团之间进行。这一集团的结局，我们现在正看得到，那是和拿破仑的结局相似的。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人走向他的莫斯科大败；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国家走向它的世界大战。那使全族充满了‘手段和方法’的思想的哲学和教育，被命名为日耳曼文化。法国人是富有艺术性的，因而也是理想主义的人民；拿破仑以其天才的荣誉歪曲了他们的理想主义，而在另一面，俾斯麦是唯物主义的日耳曼文化的产儿，但是他比本族一般的人伟大，还能慎重处理精神力量方面的问题。”[48]基辛格说俾斯麦“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49]与大和民族不同，德意志是有哲学素养的，其战略有弹性，德国因此很快就平复了战争的创伤。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可日本人最欠缺的就是和合能力。

　　30..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诸葛亮明知“王业不偏安”[50]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仅使蜀汉政权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还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曹操迁都许昌以扼控西蜀东进要道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逼压蒙古残部——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是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51]之说的另种表述。[52]

　　31.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53]；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54]，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55]的评价大体一致。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56]鲁迅将话说得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57]

　　但这都是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方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58]，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

　　32.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59]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60]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61]的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使刘备率兵东进陷入同样也让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纠结的“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62]的危境。

　　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63]这个“计”，如结合毛泽东以重庆为重点的三线布局，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失去荆州和夷陵失败后——太迟。但比起诸葛亮，刘备可能是蜀国政治家中认识到重庆战略地位最早的人。这一认识是用血换来的，而诸葛亮北出失败又反证了这一真理。“渝、变也。”[64]不管是向好的方向变，还是向坏的方向变，重庆都是打开四川全局的钥匙。

　　33.在识人问题上，刘备的失误已不是“得计稍迟”，而是太迟：天下还有让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后方“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65]、皇帝被打败且“于永安病笃”后，不及时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拥雄兵于数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门的宰相吗？如果有，那就是诸葛亮。书说“章武三年（公元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这说明在皇帝打败且病情日深时，诸葛亮不是主动接驾而是被刘备临终前从成都召到永安的——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后，刘备话题直涉九鼎之事——这已让人感到他对诸葛亮的担忧，嘱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不才，君可自取。”[66]在诸葛亮表态“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刘备才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67]——这已让人感到他对无时间处理诸葛亮问题的无奈。蜀建兴五年（公元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发前又作《出师表》：“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68]通读全文，无非是在告诉其身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对我曾有“你办事，我放心”[69]的嘱托。可以设想，如果刘备能多活两年，仅就诸葛亮在国事出现重大危机的蜀章武三年（年）间的政治表现而言，刘备对这位爱惜羽毛胜于爱国的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惟工书，名过其实”[70]，这是陈寿评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是贴切的。

　　34.公元年8月，刘备兵败夷陵，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71]永安，长安也。永安，今奉节，治所在重庆市，地处瞿塘峡口，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为川东军事重镇。书说刘备“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刘备步入城后即改旧名，这有强烈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们不能说刘备要迁都于此，但可以肯定刘备决意帝乡此地。次年（公元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居永安是因为他自觉“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72]，这种以在乌江边长叹“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73]的项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刘备失败后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显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批评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74]主题先行，是贯穿罗贯中创作思想的致命短板。

　　35.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王者”[75]。年他加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年（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朱元璋，平江成为孤城。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并于次年消灭张士诚。年罗贯中来到杭州并埋首投入《三国演义》的创作。与陈寿《三国志》中的态度不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同情杨修，褒誉诸葛亮，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物。这本书中最动人——也是最害人——的章节是“三顾草庐”[76]那部分。为什么？这是因为此时罗贯中从政欲不减，但又不想自己主动找上门，而是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幻想请一次都不成，得请他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治家的他不想却当了著名小说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成比刘备还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襄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性。与《三国志》不同，《三国演义》弥漫着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容易膨胀的通病。曹操不喜欢杨修是有道理的。杨修汉末人，名士作派重，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性。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有些像在统一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丞相李斯，他在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曹操不是对知识分子不好，他需要的是有经世致用精神的知识分子。朱自清《论气节》中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77]诸葛亮、杨修，乃至罗贯中，都不是曹操遑论朱元璋喜欢的那类知识分子，《三国演义》受到古今热捧，除其本有的一些谋略外，更多地是由于它满足了古今文人的处士横议的通病。

　　36.巴顿和麦克阿瑟，这两个人很像，往好处说是有个性，往坏处说是好表现，热衷于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是对孪生子，其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缺点也是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对全局的破坏性。

　　比如，巴顿在战役上是把好手，但他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又要扩大战争，执着坚持利用纳粹残余再打倒苏联。这从战略上看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且不说当时世界和平对美国多么重要，就说巴顿的反苏观点若转为行动，那美国就可能在与苏联冲突中失去已经确立的战后霸主地位。正因此，在反复规劝无效后，美国将巴顿召回，不久巴顿死于车祸。

　　再看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优点还是战役性的。此人善于剑走偏锋，性格上也比较爱出风头。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78]年9月，仁川登陆使麦氏一举成名，但麦氏的战役性的优点也由此将大战刚结束后还未缓过神来的美国又推向新的战火。就在杜鲁门犹豫之际，麦氏的轻率结论又将美国引向灾难。年10月15日，杜鲁门飞往威克岛了解战场情况，麦克阿瑟以赵括式的轻率告诉总统，他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他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他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79]。麦氏完全不知道，就在他们谈话的前几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入朝鲜。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

　　事后看来，这种不顾国家命运只爱惜个人“羽毛”的所谓“英雄”，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有害的，不值得鼓励。

　　37.具有“麦克阿瑟品质”的人才，在战役上往往可以创造奇迹，但在战略上的表现却常常幼稚可笑。[80]希特勒身上有太多的“麦克阿瑟气质”，以至他在战略上的弱智令斯大林即使在德国大兵压境的时候也不敢相信。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81]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如果希特勒在战后能够活下来，想必他会从麦克阿瑟——当然还有巴顿将军——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依赖奇谋而非战略大道是希特勒做出闪击苏联决定的思想基础，这种具有侠客品质的思想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剑走偏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速度取胜；与之相应的缺点就是因缺乏作战资源的持久供给而使部队没有耐性，不能持久攻坚。正如麦克阿瑟那著名的“仁川登陆”奇迹却铸定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耻辱一样，希特勒以闪电的速度横扫北欧并打败法国后，却用同样的“灭此朝食”的风格向苏联发起进攻并在对苏联的攻坚中遭遇了“滑铁卢”。

　　38.阅读过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82]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83]，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6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84]。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85]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86]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干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87]。为了减小这个“责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却是屡败屡战，干得和想得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

　　3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性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88]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89]

　　40.仅从司徒雷登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后的表现当分别而论。如果说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我们所说的“别了”并不愿再见到的，就是这一时期——而不是其他诸如儿时或年轻时期——的司徒雷登。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年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41.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个世纪后，司徒雷登骨灰被接纳并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但“司徒雷登的归来”并不表明中国人民对司徒雷登罪行的谅解，也没有因此减轻司徒雷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42.李宗仁先生曾见证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并为自己当年提出“划江而治”的建议而悔罪。司徒雷登先生活着的时候已经见证了中国人民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现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见证一下中国人民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

　　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90]

　　毛泽东说的这一切已经变为事实。如果司徒先生还真有那么一点良知的话，就应为自已在任大使期间曾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写些至少象李宗仁先生那样的忏悔文字。李宗仁先生的忏悔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容和原谅，他去世后葬于八宝山；可司徒先生至死对中国人民没有只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国人民还是将年任驻华大使前后的司徒雷登区别对待，满足他的部分愿望，接纳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先生还有那么一点良知，在九泉之下应该感谢中国人民。

　　43.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从而冷战理论的开创人，当他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后，在其晚年便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在一次讲演中，凯南“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尽量“谦虚一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更现实地承认我们的局限性，在卷入远离我国海岸的复杂局面时要比最近几十年表现的克制一些。我请大家记住：各民族之间相处也象个人之间相处那样，身教重于言教。而今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全世界做出的榜样较之它能够作到也应当作到的相差太远了”[91]凯南这一思想显然不容于美国的决策层（实则不容于华尔街）。越到晚年，他的这一思想越清晰。年，凯南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四处充当教师爷的作法“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并表示，美国人要避免对别国指手画脚，特别是对中国和俄罗斯。[92]年，也就在凯南去世当年的9月24日，奥尔布赖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93]。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评[94]。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nral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95]。

　　44.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无独有偶，也就在布热津斯基挂满学术桂冠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美帝国的黄昏：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日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且日益不可战胜；俄罗斯与法国、德国在乌克兰达成谅解；克里米亚已转入俄罗斯手中等。在这快速转变的世界大局下，布热津斯基随其理论也提前谢幕了，时间定格在年5月27日。

　　45.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Bonapart）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说：“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96]

　　46.尼赫鲁是成长于麦金德和马汉陆权和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们对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的理论，尤其是他们理论中关于印度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更是了然于胸，[97]早在英印时期尼赫鲁曾在狱中草就《印度的发现》一书，他在这本书中对印度的未来做出让世界广泛误解的预言：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98]

　　实际上，在这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鉴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都将印度列入枢纽国家和海上强国为控制印度洋必须占据的“基地”国家，又鉴于英国一百多年中对印度洋形成的绝对制海权的实践前提就是对印度的占领的历史经验，尼赫鲁深知：印度如果不能将印度洋控制在自己手里，那么印度“销声匿迹”的未来恐怕就不是不可思议的。尼赫鲁说得非常肯定，他说：“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47.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跟苏联人谈判时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题，结果总是失去最好的时机。而德国人跟苏联人谈判，直截了当地讲势力范围划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使希特勒得以挥师横扫西欧。年10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张伯伦虚与委蛇的做派，一上来就写了个纸条，标出英苏在东欧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俄国占90%，英国占10%；希腊，俄国占10%，英国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占75%，英国占25%。斯大林说好，划勾表示同意，这个事就办成了。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玩不得虚：说是战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账、打墙，其余以后再说。强者跟弱者可以不谈条件，但弱者跟强者甚至强者与强者谈判都不能玩虚活。

　　48.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地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裂完欧洲再分裂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99]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共产党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49.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爱将马歇尔将军表示了特别的关切。德黑兰会议前，他特别询问罗斯福：“马歇尔将军是否同总统一起来了。”罗斯福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马歇尔将军对西线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罗斯福明白斯大林对马歇尔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主动选择四处都有监听设备的苏联使馆下榻，有意让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他的将军们关于战后政治的意图有所了解。[]其间，斯大林一定了解到马歇尔在说服罗斯福支持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计划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计划及由此引起的“西线战事”决定了苏联在战后高于欧洲并与美国平分天下的国际地位。据斯大林的译员别列什科夫回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

　　军事专家们被多次请来，以便使“三巨头”能够在这个或者那个具体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马歇尔将军的论据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让斯大林喜欢。将军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得清晰明确，没有英国代表所特有的词义未尽和模棱两可。马歇尔将军始终一贯坚持通过英吉利海峡登陆优越性的立场也使苏联领袖印象深刻。[]

　　斯大林对马歇尔的好感并非是他发言的逻辑清晰，而是他政治头脑清晰，战略视野宏大，仅从第二战场开辟地点选择在法国北部这一点，就启动了欧洲沉沦和苏美双双崛起的大棋局。这样的人才，不能不让斯大林发自内心地欣赏他。

　　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给马歇尔以特别的礼遇，有一次斯大林约马歇尔散步，马歇尔告诉斯大林他曾救过三个因事故迫降的苏联飞行员，而因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又使马歇尔交上好运，他因此让他的上司想到他并将他调到华盛顿任军事计划局局长。斯大林听得乐不可支。[]罗斯福当然对这些十分了解，他知道斯大林对马歇尔的问候在间接地传达对“西线战事”的关心，因而也就通过马歇尔的口告诉斯大林，请放心，我们在德黑兰的“承诺”不仅依然有效，而且还得到了“满意”的执行。而马歇尔在“西线”并没有让斯大林失望。在罗斯福去世前一个月，西线战事实际是马歇尔在担纲。3月28日，时任“霸王”行动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致函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军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当时丘吉尔一直怂恿着美军尽量向东与苏联争夺东欧地盘，而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这样的表态，在丘吉尔的激烈反对下，如果没有马歇尔的首肯显然是不可能的。3月31日，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复信认为他应当“继续与苏军最高司令自由地保持联系”[]。艾森豪威尔是对马歇尔战略思想理解和执行得比较好的高级将领[]——这大概也是艾森豪威尔战后仕途再上层楼的重要原因，据哈里曼回忆：

　　年的冬末春初，华盛顿正就更为紧迫的战略问题争论不休。也许，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袭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的最强有力的鼓吹者是史汀生和马歇尔。他们的立场，是由作战计划处一位不大知名的参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清楚地加以阐明的。[]

　　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如此偏爱，以至在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不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可能出于保密，也可能由于哈里曼商业眼光影响其战略判断[]，哈里曼确实没有搞懂马歇尔与罗斯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以致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埋怨“特别是马歇尔，一直拒绝承认美国跟俄国人面临着一个麻烦时期，直至年春在莫斯科举行的最后一次外长会议上与莫洛托夫面对面打交道后才承认这一点”[]，而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斯大林欣赏马歇尔是因为他对世界政治及其治理的理解，两人几乎不用见面交谈就知道对方的心思并能十分到位地在谋篇布局中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再加上马歇尔那低调不事张扬的工作作风，更使斯大林对马歇尔偏爱有加。因此，只有将马歇尔的世界战略及其政策——比如他在年在中国推行的“停火”政策——与斯大林的世界战略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拨去外交辞令的掩饰并看出其中真义。

　　50.年艾森豪威尔访苏，斯大林告诉随行的哈里曼：“艾森豪威尔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

　　注释：

[1]［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年版，第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3]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写了一封信，对当时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作了评论。他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致保·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年版，第页。

[4]年10月6日，美国对伊核查最终报告出炉，结论是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10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与副总统切尼承认报告的真实性，然而，他们仍然认为萨达姆有“企图”重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美最终报告确认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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