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腾制度到菊与刀人类学经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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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普兰佩尔(JanPlamper),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等,在《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从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时代,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写给女儿们的信,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的情感史历程,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亦存在差异。本文摘编自该书《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年,他写道: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

20世纪法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vi-Strauss,—)。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一样,他也受到涂尔干和德国传统的影响,因为在—年,他在美国期间受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此外,他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在纽约时曾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结构主义教父索绪尔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法国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图腾制度,进而研究宗教和情感。在他之前,不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基于“原始”民族和图腾(通常基于动物起源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发展出宗教理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表明,宗教生活始终与共同体有联系,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的使用并不代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认知操练,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抽象化是罕见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所有关于图腾的重要作家—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克罗伯(Kroeber)——都把图腾追溯到情感,也就是认知的对立面,因此放弃了任何提出一个科学解释的机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由于感性是人最捉摸不透的方面,所以才会有不断诉诸感性的诱惑,而将那些其实并不适用于解释,所以也将不能解释的东西遗忘掉了。

涂尔干认为人类通过情感构建动物图腾,是为了与他们已逝的祖先建立联系,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这种“神圣情感理论”,他认为:

实际上,冲动和情绪什么都解释不了:它们往往都是结果,或者是体力的结果;或者是精神潜能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是后果,而不是原因。

就情感而言,列维—斯特劳斯被证明是众多实验心理学家中又一个唯物主义者,卡尔朗格(CarlLange,—)和威廉詹姆斯根据他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前景的理论。他们认为情感不是身体内部的东西,相反,肢体语言本身就是情感。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著作对《图腾制度》(Totemism)中关于冲动和情感的这段文字给予了不同的重视。有人认为斯特劳斯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家,为某种程度的评价或意图主义创造了空间。也有人认为,他将情感明显地简化为肢体动作,这足以让他成为心理学家西尔万S.汤姆金斯(SilvanS.Tomkins,—)的帮凶。汤姆金斯是所有社会建构主义者最讨厌的人,也是保埃克曼的精神之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人们最早感觉到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是最突出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从—年在新几内亚的研究,在英国开启了基于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和学习原住民语言之上的20世纪的社会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坚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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