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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些使节与使臣尽管来自西方自豪的独立主权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格守繁拙的中国礼仪以表示对皇帝的崇敬，包括三跪九叩首以及使用自我贬低性的语言。这些礼仪被中国人视为朝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他们不惜放弃主权国家间新近达成的外交规范。西方人这样做不自觉地支撑起清廷眼中中华帝国的优越感。

引言

年，北京附近皇家夏宫承德避暑山庄。年迈八旬的乾隆皇帝在接见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一行时赋诗一首，其中有一段为：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唎今效尽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葡萄牙）

乾隆诗中蕴含了三种意思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清帝国作为中华帝国及其天子治下的一个世界秩序，也允许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参与。其次，中华秩序（PaxSinica）下的核心机制为朝贡制度。这一制度及其规范使这种参与成为可能。再次，欧洲，首先是葡萄牙作为朝贡国不仅争取参与并实际参与了中华秩序。而乾隆无法理解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所体现的价值观的象征性意义，他无法预见这一价值观在塑造中华帝国与英国及扩张中的欧洲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历史作用，更不用说它在中华与欧洲两种国际秩序即将在19世纪中期发生冲突的重要性了。

英国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笔下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的回绝，按詹姆斯·赫威亚（Hevia:）的话来说，象征着“清廷拒绝英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中国”。从之后来看，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无疑标志着中欧互动历史模式终结的开始。但是，现存的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献和历史资料，由于可被理解的原因，基本上集中于所谓“后马戛尔尼”时代，即19世纪以及之后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所主宰的时段。换句话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开始于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只有对外关系而非国际关系（TengandFairbank;Fairbank）。16至18世纪中欧之间互动的历史资料要么简单的写知识文化界的交流，要么束之高阁。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有意义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如Zhou;Zhang;Mungello;Waley-Cohen;Zhou）。它们很少出现在任何有关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文献中。这既不正常又耐人寻味。

《早期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英]铃木胜吾（ShogoSuzuki）、[英]张勇进（YongjinZhang）、[英]乔尔·夸克（JoelQuirk）著，颜震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年6月出版

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世界史研究中所隐藏的欧洲中心论，如本书其他章节所反映的相似。这一点在国际理论选取历史素材上更为突出，例如英国学派学者对欧洲国际社会的宏达历史叙事上（BullandWatsona;BuzanandLittle）。在这些叙事中，欧洲在亚洲的扩展只有当欧洲国家社会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引入亚洲、并将欧洲“文明的”标准在年强加于中国以及在年强加于日本之上后才有意义（Gonga;Suzuki）。在西方全球主导权建立之前，欧洲（西方）与东亚（他者）的历史关系的研究甚少，而且这种关系的条件通常是由中国人和其他非欧洲行为体来制定的。国际关系学界对19世纪之前相当长历史时期欧洲与东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