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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第三共和国的虚弱的议会制政体遭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它笨拙地处理国事，勉强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它的地位不稳定，令人难以信赖，致使它的敌人不断获得向它发动攻击的补充弹药，并使它的支持者忧心忡忡。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危机状态。历届政府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高速度不断更迭，有些政府只延续了几个月，寿命最长的政府至多也只不过是两三年，而所有各届政府几乎都是通过在众议院的走廊里搞卑鄙阴谋而上台，然后不久又垮台的。那些大惑不解的公民对于这类阴谋则很难理解和赏识。没有一届政府享有足够长的寿命，以制定长远的政策；即使有哪届政府曾制定过任何长远的政策，也由于政府的短命而远远来不及执行。

从第三共和国建国伊始，这种政治上的混乱便一直十分风行。从年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议会到年共和国开始比较稳定这段时期内，法国共经历过十二届内阁。法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道，那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第三共和国有了一个独特的开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法国一共经历过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更换一次政府。那场战争后，更换的速度翻了一番，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

在两个世纪交替的十年期间，坚定的共和派团结成一个集团，处理德雷菲斯事件和政府与教会的冲突问题。此时，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瓦尔德克-卢梭、孔布和克菜门梭三届内阁，统治了将近九年的时光，对难以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打破常规施加了非常的权威。但是到了后来，虽然在一个走向战争的欧洲，形势对国家的要求十分苛刻，原先的无政府状态又重新出现了。从年7月克莱门梭总理下台至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期，第三共和国不负责任地多次更换内阁，共经历了十一届政府，只比平均每年两届政府的情况略好一些。大多数内阁都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提出辞职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在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评论道：“促使国民议会更换政府的理由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此常常惊讶不置。”

不管多么失望，选民们或许已经习惯于他们选出的代表们所搞的政治把戏了-到最后他们的绝望便将成为毁灭性的-众议院及参议院的议员们终于把一年一度或半年一度的内阁危机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程序，他们都热衷于遵循这种程序。这是一种使他们大感兴趣的游戏。

看来政治家们并未意识到这种奇怪事态将会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些后果是有预兆的。它们一开始就削弱了共和国，最后又为共和国的灭顶之灾铺平了道路。二十世纪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一个政府如果寿命太短，无法制定出一套应付这些问题的计划，这个政府又怎么能妥善处理它们呢？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那些寿命肯定长不了的历届政府都回避处理长远问题。它们的部长们都心安理得地认为，应当负责解决这些长远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继承他们职位的人。历届法国政府都觉得满足现状无所事事的日子容易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遇到国内成堆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新的挑战时畏缩不前。部长们不去设法解决国家的问题，而是呆在办公室里混日子，而混日子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少工作。工作做得愈少，得罪的人也就愈少。任职的期限无疑是短暂的，但大批的议员们成为长期任职的部长，他们镇静自若地从一届内阁到下一届内阁继续当部长。部长的地位稳若泰山，这或许部分地弥补了内阁不稳定的缺陷。例如白里安曾经参加过共和国期间的二十五届内阁。在这方面他虽然是首屈一指的，但他的记录还是受到不少人的威胁，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后，共和政体开始动摇不稳，连续任职的更是大有人在。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法国历届政府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党制度软弱无力。从来未有一个政党在其执政期间，曾在议会中拥有多数或接近拥有多数。每一届政府的寿命不得不依靠至少两个以上政党的支持，通常是依靠六个政党的支持方才得以生存，而各政党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除社会党外，没有一个政党是其成员需接受一定党纪的真正的全国性组织。情况确实如此，除了年统一起来的社会党和年成立的中间派激进社会党之外，在这段时期内，甚至没有一个政治团体自称为“政党”。这些政治组织选择了“同盟”、“联盟”、“联合会”等这类名词来代替“政党”，它们的名称也毫无意义。所有保守派组织都自称为共和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者甚至自称起左派来；而那些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持保守观点的中间派政党，不仅常自称为激进派和共和派，而且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这些政党的组织都很松散，除了一个政党以外，它们在农村都没有什么基础。它们的思想-即或有的话-也是极端模糊的，党纪根本就不存在。法国的选民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常常不知道这些政党有何主张，对它们一律持怀疑态度。

要想了解二十世纪头十五年法国的政治，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短暂的和平时期，当第三共和国开始面临它无力解决的一些问题时的法国政治，人们有必要就一个政党的性质做一番深入的研究。这个政党在共和国的最后四十年内一直掌握着这个政权，只有几年例外。

这就是那个伟大的中左政治组织，即那个所谓激进的社会党。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激进的，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历史学家时常把它形容为“并非一个政党，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它执政的那些年代中，它比其他任何政治团体在政治上更能代表资金雄厚的、中间路线的小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这两类人是共和国的支柱。

人们所谓的“激进社会党人”都以雅各宾派的、大革命的和冈贝塔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反对教权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波旁王朝，反对波拿巴主义。他们支持德雷菲斯，赞成世俗的公立学校，维护财产权，维护个人的和小人物（如果这个小人物不是工人的话）的权利。他们的追随者都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这使得他们不信任国王、军人、将军，不信任巨大的财富和上层阶级的特权，不信任社会主义，也不信任在巴黎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使这个政府由他们自己来统治，他们也不给以信任。拥有广大读者的激进党哲学家“阿兰”说：议员的职能“应当是代表那些普通而平凡的公民，反对那些强大而富有的、有势力的人们所搞的那些永无休止的阴谋活动”。

许多所谓激进党的地方和省的党委会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同盟。这个同盟于年创建了激进社会党。这个党之所以强大，全靠这些享有较大自主权的地方骨干。0每一个地方组织都由一些或多或少是国封的当地共和党的“名流”所组成。他们这些人不外乎是医生、律师、新闻工作者、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店主和富裕农民，其中有些人是共济会分会的成员。这些人在他们生活的居民区里都是一些有影响的公民，他们单凭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是选出的-参加地方党委会的会议，推举国民议会的议员候选人，并为他竞选。他们丝毫也不愿努力去大量发展党员，因为党员数量一多，便会妨碍他们对地方党组织的控制。虽然党员的人数不多，但党所获得的选票却不少，这主要是由于法国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在县级选举中，如果一个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未获得压倒多数，还可以进行第二轮竞选。在第二轮选举中，只需要得票数最多就够了，而那些分裂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左翼小派别，通常总是在第二次投票时将选票投给激进社会党人，以阻止保守派的人物当选。年激进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二百五十多个席位，成为国内唯一的最大党。但是由于它是由那些享有自治权的地方党委会所控制的，因此党内缺乏组织性，极不团结，几乎没有什么党纪可言。它的本性使它难以制定国家的政策。该党的议员们在思想上都保留着狭隘的地方观念，因而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便是在议会中代表地方利益-虽然宪法给他们规定的职责并非如此。国家利益被置于地方利益之下，这正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由于激进社会党深深扎根于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农村中，它便成为共和国大多数联合政府的核心，并且在暂时由右派或左派组阁的那几届政府中，它也派出干部在重要的部里担任部长职务。这个党的长处和弱点，反映着法国本身的长处和弱点。

议会行使其职能的方式使政党制度的弱点更加明显了。自从麦克马洪危机以来，议会坚持要共和国总统充当一名傀儡的角色，并坚持由议会独自无拘无束地处理政事。议会，特别是民选的众议院，既是政府，又是立法机关。内阁只是议会的执行机构，"其本身没有权力，它只是在听由那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议会多数的摆布方才得以存在。但是由一个拥有六百一十五名议员的议会去组织一个政府，这个议会的组织未免太庞大了。在英国，被下议院推翻的内阁仍可在新的选举中要求选民支持。在法国，这种做法在法律上虽是可能的，在实践中则行不通。选民们无权评判对国家事务的处理情况，他们只能在每四年一次选举新的众议院时行使选举权。当时，连续五、六届政府把国事搞得混乱不堪，划分各不同派别的界限又模糊不清，因此人民也无法对他们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

在政局如此不稳的情况下，共和国怎能继续行使其职责呢？

那几届短命的政府又怎能设法处理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的闺事呢？有三个因素拯救了共和国，并使法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这些因素是：人民的气质，部长们的连任（虽然内阁不断垮台）以及法国的常设行政机构在处理国事时的果断坚定。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发生过革命的动乱，政权的更迭，这个永久性行政机构却未曾有什么变化。

如果说政治是由思想和利益-正是这两种东西在政治上分裂了法国-构成的，它也是按照人的气质成型的。这种气质深深地埋藏在人民之中，并对法国的政局起稳定作用。很难给这种气质下定义，但是曾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试图这样做。他认为，在当时的法兰西生活的表面之下的深处，存在着“某些情感，某些固定的想法。它们几乎是天生就存在的，也许是非理性的，但是它们却与一个公民对于生活的观念、与人的天性以及社会的目标有联系”。他评论说，人民的气质是一个源泉，能够在法国人为的政治混乱中起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部长们职位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内阁的不稳定。政府上台又下台，几乎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迭，但部长们却一届又一届地连任下去。这已经成为一种以奏乐为号的抢座位的游戏了。当一个内阁垮台时，乐声便停下来，部长们连滚带爬地抢夺椅子；以保住座位。他们中间总会有些人抢上座位的-常常是坐在他原先占据的那个座位上。例如，亨利·格耶便是担当部长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年至年的二十年中，他曾三次任农业部副部长，十一次任农业部长-他随着音乐的节奏及时地稍微向前跳几步，此外，当他不掌管法国的。

农业时，他还担任过其他六个内阁职位。泰奥菲尔·德尔卡塞自年至年期间，在不同的六届政府中掌管外交部工作。从而使法国在那个后来在年拯救了法国的联盟正处于形成阶段期间，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得以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当部长方面的纪录胜过其他所有的人，在年至年期间，他一共在二十五届内阁中任职。他担任过十一次总理，十七次外交部长（在七届政府中任总理兼外交部长职务），并在他那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其他数届内阁中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他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得以保住部长的职位，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他所掌管的那个部门的工作的连续性。他曾在五届政府中担任宗教事务部长（其中两届是在任总理时兼任的），使他能够自年至年机智老练地执行政教分离法。自年至年他曾在十四届政府内任外交部长（在这期间有四次是在任总理时兼任的），保证了法国的对外关系稳定不变，从而使欧洲在两次大战之间享有一段时期的和平与安宁。

部长们长期任职的情况还有其他的例子，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激进社会党的政治家阿尔员.萨罗（任职的记录与亨利·格耶相同）曾在二十届内阁中任职；卡米耶·肖当、爱德华·达拉第和阿纳托尔·德蒙济都当过十七届政府的部长，乔治·博内曾在十三届政府中任部长。所有这些人物我们都将会在情节达到高潮时的那几章中见到。

在大多数当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看来，政府机构不稳定，但政要们的地位却长久不变，是一种法国式的奇怪现象。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在过度的混乱中得以保全，与这种现象大有关系。由于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阁中，政府的不断更迭一至少到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二十年以前为止-并未产生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中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利的后果，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这种现象则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程序。内阁垮台了，而部长们却都留任了。当一位议员批评克莱门梭曾推翻过那么多届政府时，他以一句讥讽的话回答：“我只推翻过一届政府，那些政府全一样。”他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然而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至少有几位长期任职的部长是精明能干的。他们的才干，加上人们在那真正决定政府命运的议会走廊里所达成的妥协，总算以某种方式帮助共和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勉强混过了重重难关。但是这样一个长期陷入危机、摇摇欲坠的议会制度在这个严酷而咄咄逼人的三十年代总有一天将无力支撑第三共和国。当时，西方各国的经济已经崩溃，共产党赢得了大多数无产者的支持，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富裕的人们中间散布毒素，一个纳粹化了的新德国崛起在莱茵河彼岸，构成对法国的威胁。

真正使国家团结在一起，并使共和国的政务处理得还相当不错的原因也许是使局面稳定的第三个因素：在法国政府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常设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由常任文职官员掌管，其工作人员也都是文职官员。他们负责执行法律，执行由议会通过的立法以及政府的法令和勤务。从卡佩王朝时代开始直到共湘国覆灭之时，这个常设行政机构所持的观点和工作方法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发生过推翻王位，推翻独裁政治，推翻共和国之事，尽管政权和政府不断地变更，法国的政治生活始终能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情况的奥秘大致可以从这个常设行政机构的奇特的、但却是果断的工作方式中得到解答。在二十世纪，这种官僚机构似乎已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一种老朽的机器了。实际上，正如它曾是古代的和近代的拿破仑独裁统治的基础那样，它也是共和国的基础。

四十个国王来去匆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巴黎、凡尔赛以及权丹白露的高雅娱乐中，议会可能会被解散或长期休会；部长们可能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打猎、钓鱼或玩女人上。而常设的官僚机构、高级和低级官员、律师、记帐员和低级办事员却在关心要把以下的事情务必办好：政府机器的运转、征税、签约、征兵、记帐、执法以及大部分公共事业和国内秩序的维持。几个世纪以来，在法国历史中，尽管发生过这么多动乱，这个官僚机构从未投降过或废除过或改变过。自从菲利普·奥古斯图国王（-年）统治这个国家以来，这些常任的官员们，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好似直布罗陀海峡的巨岩那样，任凭那喧器的潮流的冲击，岿然屹立在大海中。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因为他们为人正直和诚实的程度是旧日的权贵们（从最初的那些日子开始，他们大多来源于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议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们所不可比拟的。他们勤奋地埋头苦干，工作颇有效率，同时他们还具有一种对公共事务强烈的责任感，一种非凡的团结精神和一种对自己职业性法规准则的自豪感。只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可悲地毫无进步，并且对于进展中的社会需要也毫无反应。

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多米埃的油画和素描中看到他们。他们被画得好似乌鸦，身穿紹皮袍子或制服，满脸胡须，目光严肃，略带一点自负的神气。在他们中间，法官们笨重的身躯靠在法官席上，那些次要的官员们身著好似稻草人穿的黑色外衣，手里握着鹅毛笔，以一种厌倦的姿态审视着巨大的帐簿。即使当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留居巴黎的那段时期，人们也能在法院的走廊里和法庭上，在旧君主制的议会大厦里看到他们，或者在那没有尽头的冷僻的角落里看到那些衣著更加端庄的昔日的权贵们。在那拥挤不堪的处理国家财务的簿记室内，人们还能看见会计师们用羽毛笔在厚厚的帐簿上加加减减、匆匆涂写，嘴里念叨着，心中盘算着。在帐本上他们仍沿用中世纪以来从未间断、毫无改进的簿记方式用大写字体记帐。发明了打字机和加数器（当时还没有发明计算机）的消息显然还没有进入这些厚厚的墙壁，复式簿记也是他们闰所未闻的。

高居这些官僚机构顶端的，是那令人起敬的国务会议。它对整个行政机器拥有管辖权，极其严格地控制着政权的各个机构，解释议会通过的法律以及政府发布的法令，并监督这些法律和法令是否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这个最高机构还可承担法庭的职责，来评判并处理国家、省级和村社级行政区以及公民之间的争端，它在执行这项A务时，总是反对强权，保护小人物的权利。它还行使最高上诉法院的职权。我们已经看到，当军事法庭拒绝给德雷菲斯以公正处理后，正是最高上诉法院为德雷菲斯伸张正义的。正如国务会议对公法有最终解释权那样，最高上诉法院对民法有最终解释权。有一个财务监察团，它好似财政部的一个参谋部门。其中的财务监察人员都是这个常设官僚机构的精华。他们在爬到行政机构的最高层之后一般就要被私营商界，特别是被私人银行诱离公职，转而在私营企业担任要职。有一个代表巴黎内政部统转九十个省的“九十省保安队”，其中的军官最高的可以穿少将军服，并且一般地都像正规军的将领那样地位稳固、独断专行。有一批掌管殖民地事务的文官，还有另一批人在外交使团或领事使团中工作。在后一批人员中，有一些人，如菲利普·贝特洛特和亚历克西斯·莱热（即诗人圣-约翰·珀斯），多年来，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一直在控制着外交部，他们执行的是塔列兰的传统政策。这位塔列兰在早期曾效忠于古代的君主制，并在大革命、拿破仑和路易·菲利普的复辟王朝各个政权期间任过职。最后，还有大批经营邮政事业（还掌管储蓄业务），电报与电话系统以及国营铁路的官僚们，还有无数公立学校及大学里的教师，这些人与美国教师的情况不同，他们有全国范围的组织和财政支持。据估计每二十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人是由国家发薪的工作人员。法国实际上有两套政府班子0，负责通过法律并制定国家政策和国家职责的议会，和执行这些法律、政策和职责的行政当局-其工作的方式往往违背由群众公选出来的人民代表的意愿。于是，这个常设的官僚机构对议会便起着一种其他机构起不1到的牵制作用，并保证政府即使在政局最混乱的时刻也必须做好工作。甚至连自由派兼狂热的民主派法裔美籍历史学家阿贝尔.盖拉尔也曾一度惊呼：“只要官僚在工作，法国就不会亡国！”

结束语：

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代价却要由第三共和国来支付。这个常设的官僚机构必然会吸引那些目光短浅、思想保守的人，这类人随着他们（在办公室）工作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墨守成规。“阿兰”在年写道：“在法国，所有的机构的领导们（即最上层的官僚们）都是反动的。了解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我国政治的关键。”处于比较负责位置上的这类反动人物，对于议会政体的新的作法，愈来愈感到惊恐和厌恶。在这类人物中，特别是在国务会议、财务监察院、外交界、法院以及大学的各学院工作的人们（这些人大多出身于法学院和政治学院）中间，对第三共和国怀有一种敌视情绪，并且蔓延扩散，日益深刻。最后，其中有不少人倒向了“法兰西行动”的反动保皇主义，或倒向“火十字架”或“卡古勒”（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以及与之有联系的法西斯组织。他们都背叛了他们曾经宣誓要为之效劳的共和国。